张伯行的人物生平

1. 张伯行的人物生平

 张伯行自幼即聪敏好学，受父亲、祖父的影响，品德也很高。十三岁时就通读了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伯行考中了举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补授内阁中书，从此步入仕途。后来，张伯行遇父丧归乡，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仪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因遭大而被冲垮，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河道总督张鹏翮巡视黄河后，上疏推荐张伯行能够治理河务。皇上命他以原来的官衔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  康熙四十五年（1707年），张伯行被任命为江苏按察使，这是巡抚的属下。按照当时的官场旧例，新任的官员要给巡抚、总督等上司送礼，以示尊敬，也表示请求以后关照提拔，这大概需要白银四千两。但张伯行秉性耿直，从不巴结上司，对此腐败风气深恶痛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拒绝送礼。不但如此，在任内他还尽力革除当地弊病，整顿吏治，因而得罪了总督和巡抚，常受到他们的排挤。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正月，康熙帝南巡到达江苏，在苏州谕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已闻名朝野的张伯行，就对总督、巡抚申斥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是名君，善识英才；如果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  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钱五万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康熙四十八年（1710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康熙帝派尚书张鹏翮查处。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行文噶礼要求联名上疏，没有被答应。张伯行便自己上疏，康熙帝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康熙帝对廷臣说：“看了张伯行的这个上疏，知道他与噶礼不和。作为臣子，应该以国事为重。我办理机务将近五十年，未曾让一个人施展他的私欲。这个上疏应当放置不予理睬。”不久，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康熙帝没有允许。张鹏翮请求责成张伯行的前任巡抚于准及直思恭赔偿十六万，其余用官员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康熙帝说：“江南亏空钱粮，并不是因为官吏侵吞。我南巡时，总督、巡抚随意挪用公款而下级官吏不敢议论。如果责成新任官吏来补偿，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让查明南巡时用款情况上报。张伯行又上疏，奏明各府州县现无着落的钱粮十万八千，康熙帝命令一律免于赔偿。噶礼贪婪横行，张伯行与他相反。  康熙五十年（1712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暗中交接考生，接受贿赂。发榜以后，读书人议论喧哗，抬着财神进入学宫。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把实际情况上报。康熙帝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后得到举人吴泌、程光奎暗中贿赂的情况，供词中牵连噶礼，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交有关部门严肃审理。噶礼心中不安，也找出张伯行的所谓七条罪状上奏。康熙帝命二人都解职。张鹏翮等不久奏报：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行贿受贿事均属实，应按刑律治罪；噶礼暗中受贿事属诬告，张伯行应撤职。康熙帝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结果仍旧与前次张鹏翮等人的意见相同。康熙帝说：“伯行任官清正，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礼才干虽有余，但喜好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这个意见是非颠倒。”于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议。第二天，召九卿等说：“伯行居官清正廉洁，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盘剥，大概要达到一半地区。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么天下将会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夺去噶礼的官位，命张伯行复职。  康熙五十二年（1714年），江苏布政使一职缺员，张伯行上疏推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瑸、前任国子监祭酒余正健，而康熙帝已将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提拔就任。不久，张伯行弹劾牟钦元将通海盗的罪犯张令涛隐藏官署中，请求逮捕治罪。张令涛的哥哥张元隆住在上海，造海舱，出入海洋，拥有大量资产，交接豪贵。赶上刑部下檄文搜缉海盗郑尽心余党，崇明水师捕住一条渔船，此船的主人是福建人，却假冒华亭籍，经过查验船照，知是元隆所代领。张伯行准备一追到底，当时令涛在噶礼府内任职，元隆托病逃避逮捕，案子未结却死于家中。噶礼先前弹劾伯行，曾抓住这件事作为七条罪状之一。正巧上海县百姓顾协一起诉令涛占据他的房屋，另外还有几处水寨窝藏海贼，声称令涛现在居住在钦元官署中。康熙帝命总督赫寿调查审理，赫寿庇护张令涛，以通贼事查无实据而上报。康熙帝又命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调查此案，张鹏翮等奏报张元隆、张令涛都是良民，请求夺去张伯行的官职。康熙帝命复查，并让张伯行自己陈述。张伯行上疏说：“元隆通贼，虽然上报已死，然而他财产丰厚，党徒也多，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已领到执照。令涛是顾协一首先告发的，如果顾协一举报不实，照例应以诬陷治罪。由于钦元庇护，致使此案久悬未决。我作为地方长官，应该在事情刚刚发和时即加以防止，怎能不追究呢？”张伯行解任之后，张鹏翮等仍以他诬陷良民，挟私报复，要求斩首。刑法部门讨论同意这一建议，而康熙帝却免了张伯行的罪，调他到京城来。不久，张伯行到南书房任职，兼代理仓场侍郎，并充当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后授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又充当会试副考官。 雍正元年（1725年），雍正帝擢其为礼部尚书，并赐他“礼乐名臣”的匾额。雍正二年（1726年），雍正帝命令他到阙里崇圣祠进行祭祀活动。雍正三年（1725年），张伯行去世，终年七十五岁。张伯行留下遗疏，请求推崇儒学，奖励直臣。雍正帝悲痛悼念他，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年，准许附祭于孔子庙。

2. 朱敬菴是什么地方人，他的作品有那些

〖敬庵学派(张伯行)〗创始人张伯行（1652一1725）。伯行，字孝先，号敬庵，一号恕斋，清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伯行家学有其子师载承传。其弟子有蔡世远、沈彤、郑文炳、费元衡等。其交游者有方苞、朱□、沈近思、汪份、冉颧祖、陈鹏年等。其从游者有孙嘉淦等。此学派专宗程、朱，不参异说，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践其实。认为圣人之道必可学，但圣人之功不可一赋而致，故应循序渐进，须经历因而知、勉而行，艰险崎岖、千磨百炼的过程，才能“成其确乎不可拔、凛乎不可干之气象”，而且犹“退然不自足”，尚须“随时随事检束身心，考验德行”，“朝夕体察，有一理之末融干心、一事之末协于道，则潜思极虑以求之”，这就是自始至终的困学过程。欲将圣学坚持始终，则必须主敬。张伯行指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万善之理，统于一仁；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他主张，学者当立志远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与天地同体，而后不愧于天地；圣贤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与圣贤同心，而后不负乎圣贤。学者立志，可不远且大哉！”他认为，格物穷理、存诚主敬是为学实地工夫，舍此则非学。“学者为己，须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实，便有间断”。他反对追求货利、放纵嗜欲，“须是无以货利损行，无以嗜欲忘生，无以骄奢败德，而后可以求进于向上一路”。认为学者当奄发有为，不可自卑因循。“学者贵卓然自立，尤贵奋然有为。只一个待宇，断送了古来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兴，便是凡民，凡民自甘为凡民，非天有以限之；无待而兴，即是豪杰，豪杰自命为豪杰，非人有以助之”。他认为，人应该坚守“道理”，经得起贫贱患难的考验，“人必于道理上见得极真，而后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亦必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而后于道理上守之愈固”，“大凡处顺不可喜，喜心一生，骄侈之所由起；处逆不可厌，厌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厌，皆有动于中也。圣贤之心如止水，或顺或逆，以理处之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他特厌恶当时学者中“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现象，指出：“盖务举业，饰文辞，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为先，以纲常名教为重，以孝弟忠信为实修，以礼仪廉耻为防检，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两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于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断未有不为好人者也。学者须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他还痛斥伪君子，谓“天下事多坏于伪君子。今有人焉，观其容貌，君子也；观其言论，君子也；观其威仪、动作，无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间，盖见利必趋，见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而君子、小人之分，则在于喻于义还是喻于利。“观人者，亦观其喻义者为君子，喻利者为小人而已。容貌、言论、威仪、动作，举不足凭，矢天誓日，举不足信也。持此以观人，则小人之情，无所遁矣”。又谓：“何以为学？曰致知力行。何以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处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温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几乎？”张伯行尖锐批评了王学流弊，认为朱熹之学，“为功切实可循”，“但学者畏其艰苦难人”，故“自姚江之徒，以不检饬为自然，以无忌惮为圆妙，以恣情纵欲、同流合污为神化，以灭理败常、毁经弃法为超脱，凡一切荡闲□检之事，皆不碍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谁不去做？而圣学之藩篱决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对于程颐的静坐主张，该学派认为，须加以具体分析，张伯行指出：“伊川先生每见学者静坐，便叹其善学，予谓静坐而思念俱冕者，此坐忘也；静坐而思念纷扰者，此坐忘也。皆不得谓之善学也。须是静坐时，有存诚主敬之功方可。”对于知行关系，此学源认为，二者“有分用处，有交勉处，知是要晓得这事，行是要实践其事，这是分用处。知之既真，则行愈力，行之既力，则知益进，此是交勉处”，二者是既有区别，又互相促进的。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张伯行《困学录》、《续困学录》、《正谊堂文集》及《续集》，张师载《改过斋文集》、《读书日钞》，蔡世远《鳌蜂学约》、《朱子家礼辑要》、《希文堂集》，沈彤《果堂集》、《仪礼小疏》，郑文炳《周易讲义》、《明伦集》、《性理广义》等。张伯行还曾刊布先儒理学诸书五十余种，汇刻为《正谊堂丛书》。此学派不仅在儒学方面有很大影响，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张伯行曾被誉为当时“理学名臣之冠”，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伯行弟子蔡世远、沈彤后来又分别成为梁村学派、果堂学派的创始人。但近人梁启超则将张伯行讽之为“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 

　

3. 被誉清代天下第一清官是谁

康熙称他是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被三次封为“卓异”

4. 跃龙门大结局是什么，人物结局

伍思贤本希望春梅和自己一道回家，照顾他的荣儿，怎料春梅已经卖身，许给一个傻子，令他惆怅不已；而谢小玉本以为能从此追随张伯行，岂料张伯行却以"远女子与小人"为由不肯收留她。 伍思贤带着小儿再去看龙门，对跃龙门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与见解……

5. 濯清涟而不妖是谁写的。他是什么朝带的人

（宋）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原文据清仪封张伯行正谊堂木刻《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八）

6. 张维功是何许人？

创业篇 

　　张维功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选择了“下海”重新创业。他的人生以40岁为界限，40岁之前做官，40岁之后从商。然而商海沉浮，他经历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挣扎，从零起步，创办了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截至2008年2月份，阳光财险已在全国设立30家省级分公司。公司已经于2007年5月实现了盈利，破了财险公司经营四年以上才能够盈利的纪录。“险”中求胜，一个“险”概括了张维功的创业史。 

　　初涉商海遭颠覆 

　　2004年5月19日，张维功只身来到北京创业。仅仅在三天前，他还是中国保监会广东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是中国保险监管系统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2008年2月22日上午，在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董事长办公室，谈到当年的这一举动，张维功说：“有的人以为我只是一时冲动，其实这是我深思熟虑的举动，而不是盲目的抉择。” 

　　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理念：“仕途与商海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付出了努力，取得的结果应该是相同的。” 

　　他表示，当初作出选择时，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选择是主动的，因为人不可能同时走两条道路；以自己的经历、背景、年龄、身体来考虑，从零开始做一家全国性的金融企业，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张维功“下海”有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那就是中国保监会从2004年开始放开中资保险公司的“闸门”，各方资金涌动，这使得筹办新的保险公司成为可能。当时北京的几家企业希望创办一家财产保险公司，力邀张维功加盟。当时数十家新公司的创办申请在保监会排队，北京这家公司排在了较后面的位置，如果张维功能够以公司高管的名义出现，以他在行业内的影响，公司的审批应该会更快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张维功选择了进京创业。 

　　刚到北京时，公司给的待遇不低：在星级酒店办公，专门配备了奥迪车，还有股东承诺的给张维功的股权激励。辞职之前，张维功与股东一直保持沟通，总的来讲，感觉还是不错的。但到北京不久，张维功发现了问题：股权结构不合理，两个股东控制了公司超过一半的股份；关于资本回报率也和以前说定的不一样。 

　　这些问题摆在面前，无法回避，这事关公司能否有长远的发展，能否进行科学的治理，更与张维功创造一个优秀的现代中国保险企业的初衷相违背。 

　　最终，他做了个颠覆性的决定，一切推倒重来。此时张维功的处境，对一般人来说是近乎绝望的境地。自断前路，不能马上操作一个差不多是现成的保险企业；又没有退路，不能退回官场继续做官。张维功几乎以一个布衣白丁的身份重新创业。 

　　从绝望中求生 

　　张维功一行人从星级酒店搬了出来，搬到了一个小旅店住。奥迪车没有了，出门只能打车。张维功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两个存折，一个是26万元，一个是18万元，准备给追随他的七八个人发“遣散费”，让他们设法再回原单位上班。但大家谁也不走，坚持要跟着他干。张维功后来把这些钱作为筹建保险公司的经费，租房子、接待、添置办公用品。 

　　没有保监会的批文，没有股东，张维功带着这些兄弟开始在全国找股东，开始了一段艰辛的生活。他们自己打印招股说明书，开始与各大企业联系。一开始是在外面打印，但打印一张A4纸就需要4毛钱，时间长了承受不起，后来自己买了一台打印机。员工出去吃饭，不敢多点菜，怕菜点多了张维功急。因为事业还没有起色，用钱的地方多，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在这几个月中，张维功在全国各地跑，共接触了389家企业。有的是通过传真联系，有的是朋友介绍，有的是他本人去死磕。张维功回忆，在与其中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接触时，因为没有车，他打车去的，在离这家企业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时，先下了车，然后走过去。他知道这家企业的相关人就在单位的门口等着他。担心被人家看见打车来，有不良的影响。 

　　在这389家企业中，张维功最终敲定了7家企业为初始股东，其中5家为大型国企。为什么选择了国有企业，张维功表示，国企的优势在于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实力的支持、经营理念的支持，而且国企对于金融保险业的投资都是战略投资，非短期套现。这与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相匹配，保险公司对于资金的要求很严格，要求能够长期占用但不能挪用，国企恰好能够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是股东之间潜在的和谐文化，而国企一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7. 陆贽是何许人也？

唐代政治家陆贽 
挹斋 
 
    唐代中期，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兴转衰。当时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政治斗争已发展到直接的军事对抗，结果兵祸连接，干戈不息。民不聊生，百业凋疲，民间怨恨丛生。唐王朝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中苦苦挣扎，以求中兴。陆贽正是适应这种历史的需要踏上了政治舞台。作为陆贽的同里人，笔者不揣浅陋谨以陆贽的家世与生平、治国思想、著述与遗迹等三方面对这位乡先贤——唐代政治家予以简介，文中如有谬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正。
一、家世与生平
    陆氏之先，为战国齐宣王少子通(字季达)，受封于平原般县(今山东乐陵县西南)陆乡为侯，后以地为氏，成为华夏陆氏之得姓始祖。陆通四传至陆贾(五世)仕汉高祖，奉命出使南粤，以言辞善辩说服了南粤王(赵陀)，南粤归顺汉朝。归朝，拜大中大夫，著《新语》12篇。陆贾子陆烈(六世)，字伯元，西汉初为吴令，有善政；后迁豫章(今属江西省)都尉，病卒于任上。吴郡人民思其惠政，派专使迎其棺柩归葬于吴郡之许疁胥屏亭。陆烈之子孙遂世代为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旧时《百家姓》的陆姓郡望是“平原”，系表明得姓之初是居住在平原。自秦汉晋唐以来，陆氏族昌于吴郡。传至十七世陆闳，字子春，仕东汉为颖川(今河南禹县)太守，后任尚书，陆闳传至陆瓘(二十五世)，仕晋为中书侍郎。陆瓘传至陆齐望(三十八世)，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进士，官秘书监，后被封为润国公。陆齐望生子八：依次是泌、？、涧、淮、灞、浐、渭、沣。陆齐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由吴郡吴县徙居嘉兴县，其子孙遂入籍嘉兴。其故宅在嘉兴府治前西南宝花仓址(这一故宅自唐以来历代俱存，毁于现代日军侵华的炮火；其遗址在今市区斜东街原橡胶厂内)。齐望之五子陆灞(三十九世)，仕唐为吏部郎中，仍居嘉兴。陆灞之子陆偘(四十世)，任溧阳(今江苏溧阳)令，陆偘之子陆贽(四十一世)，出生于嘉兴故宅。陆贽为宣公支始祖，据金蓉镜纂《重修秀水县志稿·氏族世系·陆氏》云：“自陆候受氏至宣公(陆贽)凡四十一世。自五季(五代十国时期)以还，宣公子孙遍布大江南北。其在浙东者，以山阴(今绍兴市境)二十九支为最盛。在浙西者，以秀州(今嘉兴市境)十二支为尤著。”所以，自唐宋以来，浙江全省的陆氏几乎都是陆贽之后裔，其中著名人物宋代有陆佃、陆游、明代有陆炳、陆光祖，清代有陆陇其、陆奎勋，近现代有陆志鸿、陆维钊等，均为陆贽之杰出子孙；但也有极少数不肖子孙，如北洋政府时期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汉奸卖国贼陆宗舆。
    陆贽(754—805)：字敬舆。虽出生于江南望族，但其出生时家门已衰落，父陆偘虽官溧阳令，但英年病逝。贽受母亲教育成长。唐代宗大历六年，贽年方十八岁就高中进士，又应博学鸿词得高第，初授华州郑县(今河南淅川县东南)县尉，迁渭南县(今陕西渭南县北)令。唐德宗即位，贽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当时藩镇跋扈，朝政紊乱，叛军陷长安，军阀朱沘僭称皇帝。贽随唐德宗避难于奉天(今陕西乾县)，转为考功郎中。李怀光叛乱，又扈从德宗避往梁州(今陕西南郑县)，转谏议大夫。收复长安后，转任中书舍人。贽任翰林学士后，即参赞机要，起草诏书，甚得朝廷倚重，号称“内相”。贞元七年(791)，拜兵部侍郎，知贡举，余职皆解。贞元八年(792)，德宗拜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当时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朝臣不服，但德宗却倚为心腹。贽上疏陈言裴延龄罪过，德宗不以理采，并逐渐疏远陆贽。裴延龄反而谗言陆贽，德宗于贞元十年(794)罢陆贽知政事，降为太子宾客。贞元十一年(795)春，又被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唐顺宗即位后，下诏征还，诏未至而陆贽已卒，时年五十二岁。谥曰宣，后世尊称陆宣公。
二、治国思想
    陆贽是唐代贤相之一。他的学识才干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世称誉。唐代权德舆认为足可比之为汉代的贾谊。宋代苏轼认为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文辩智术同于汉代的张良，“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惜其“仕不遇时”。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遣人祭奠其墓并赋诗凭吊。近现代则评其为“唐代大政治家”，列入古代“十大名相”之中。
其治国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君立国，以民为本。
    陆贽忠于唐王朝，基于当时的形势，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思想，强调“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他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认为人君要“得人心”，“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者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急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当然在封建社会，代表地主阶级的皇帝与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二者不可能达到统一和调和。只能是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这样，统治者就能争取更多的“人心”。所以，在贞元八年(792)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四十余州发生大水灾时，他劝德宗“速降德音，深示忧悯，分道命使，明敕吊灾，宽息征徭，省察冤滥；”以争取“人心” 。
第二、主张“均节赋税”、“养人资国”以发展社会经济
    陆贽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曾六次上疏《均节赋税恤百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 “夫国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他反对朝廷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认为“当今之要，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为此，他提出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限止土地兼并，实行轻徭薄赋，节约国家开支。这些措施总的原则是“安富恤贫”，是在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一方面体现了陆贽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对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解决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主张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局面。到德宗时地方割据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官爵、甲兵、租赋、刑守，皆自专之”；“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唐王朝要维持其统治，去掉藩镇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陆贽郑重提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着身使臂、臂使指，大小适称而不悖。”他建议德宗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居重以驭轻，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并提出“修偏废之权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权”的方针，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步削弱藩镇割据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终德宗一朝，解决了“四镇之乱”和“淮西叛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
第四、整顿吏治，反贪倡廉。
    唐代中朝以后，“权臣用臣，其余除授，类多徇情”，有的“一月数迁”，有的“积年不转”，吏治十分混乱。陆贽任宰相后，为了整肃吏治，将吏部内外官员分为三部分，每年置选，计阙集人。这样一来，选司之弊端改掉不少，天下称之。当时他与贾耽、户迈、赵憬共同辅政，凡是上报的文件皆互相推诿，谁都不置可否。于是采用以前的办法，辅臣轮流执政，秉笔快策，每十天轮换一次，有事由秉笔者处理。既解决了辅臣间闻人浮于事、相互推诿的问题，辅臣的责权更加分明。陆贽认为任用官吏，必须坚持“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原则。“求才贵广”，就是要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考课贵精”就是要“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为了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使有才干的人得到重作，使庸碌无能与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保证吏治清明。
    陆贽提倡反贪倡廉，唐贞元九年(793)二月某日，德宗与陆贽交谈时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赠，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也无妨。”陆贽地对德宗“鞭靴之类”的观点，认为“监临受贿，盈尺有利。”一语道破了“监临”者在公务中接受“馈赠，哪怕只是一尺布，也是受贿的实质。得出“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的论断。陆贽的结论是“接受“鞭靴”之类的贿道“涓流不绝”，必然酿成贿祸泛滥的“溪壑成灾”。他强调在上者要带头自律，不能只禁“士吏之微”，而自己反可通行“受亦无妨”。陆贽反贪倡廉的率说，对今日反腐败斗争仍有借鉴意义。
三、著述与遗迹
(一)陆贽著述简介
  陆贽学识渊博，其文章虽沿用骈体，却一扫六朝以来的浮靡之风，而切重于实用。其文笔，晶莹如山泉，澎湃如海涛，切中时弊，富有现实意义，以后世影响很大，以致使得苏轼终身效法，曾国藩也取法于他。据历代书目记载，陆贽著述有以下几种。《徐岱奉天记》1卷，是书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内容记叙唐德宗西狩事。
    《玄宗编遗录》2卷，是书为《宋史·艺文志》著录，内容叙唐玄宗(李隆基)之轶事遗闻。
《制话集》10卷、《奏草》6卷、《奏议》6卷，此三书为《新唐书·艺文志》和《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到中唐社会的财政、经济、军事及藩镇割据与回纥、吐蕃的关系等方面。所论切中时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宋代司马光撰《资治通鍳》采用陆贽奏议有三十九篇之多。后世刊行的各种版本，均从此三书辑选注：例如[宋]婺州刊本《郎晔注陆宣公奏议》15卷，元至大四年(1311)嘉兴路儒学刊本《陆宣公集》22卷，明天顺元年(1457)延公祥刊本《重刊陆宣公奏议》22卷，万历九年(1581)徐必达校刊本《陆宣公奏议》22卷，清康熙间张伯行刊本《陆宣公文集》、雍正元年(1823)年羹尧刊本《唐陆宣公集》、清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增刊本《陆宣公文集》、光绪间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经进新注唐宣公奏议》20卷，商务书馆民国24年(1935)版(周养初选注)《陆贽文》、大东书局24年版(沈卓然重编)《陆宣公全集》、中华书局25年(1936)“四部备要”本《唐陆宣公集》22卷《增辑》2卷([清]耆英增辑)、国学整理社25年版《陆宣公全集》、两间书屋33年(1944)版(王丹岑选注)《陆宣公经世文编》；解放后，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陆宣公集》。
《备举文言》20卷，是书内容分450余门，大类六帖而文辞过之。
《遣使录》1卷，是书为《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所著录。
《古今集验方》15卷，是书系陆贽被贬忠州别驾时，在忠州所辑，后裔陆游作跋刊行。
(二)陆贽遗迹
1、宣公墓
    据明吴一鹏撰《陆宣公年谱》云：“宣公卒于忠州(今四川忠县)，葬忠州屏风山玉虚观侧。”据此，忠州之宣公墓为陆贽遗体安葬处，是真墓。
旧时苏州齐门外欣字圩有陆宣公墓，墓园宏大，占地48亩，有石人石马。此为衣冠墓。
旧时嘉兴城东36里之新丰镇，有陆宣公墓。墓前有桥，俗呼陆贽坟桥，此也是衣冠墓。
2、宣公祠
    忠州宣公祠：祠在四川忠州城南之长江岸边，系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忠州知州王俅建造，此祠毁于明末。清初，知州武烈、张照先后重修。清道光元年(1821)刺史李绍祖与酉阳知州陆光宗、宜宾知县陆成本捐资修整祠墓。
苏州宣公祠：祠在苏州齐门外欣字圩宣公墓侧，祠制宏大。明嘉靖初年，吴一鹏曾塑宣公像于祠旁的塔院中，后渐圮。清乾隆十六年(1715)，诏江苏巡抚王师重撰神道碑立石并修复祠墓。
    无锡惠山宣公祠：祠座落于惠山镇直街，始建于宋朝散大夫陆元珍，毁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寇之炮火。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无锡陆氏合族公推陆雨生主持筹建修复事宜，当年夏开工，次年春峻工。合族子孙举行春祭典礼，并接受汤恩伯书赠之“帝师祠”匾额。
  杭州西湖宣公祠：祠在白堤孤山之南，原系明朝中书舍人洪澄的别墅，后属陆炳。陆炳自谓系出宣公，于明嘉靖年间改别墅为祠祀宣公。此词规模宏敞，台榭之盛为当时杭州之冠。清乾隆帝南巡时，曾三次派大臣致祭，并曾四次御题孤山祠诗，今抄录一首于下：
  题孤山祠  乾隆十六年
策马孤山脚，崇祠陆氏传。
  去留关治乱，事业付云烟。
房相希前躅，苏公表旧编。
德宗事苛察，胡独昧知贤。
嘉兴宣公祠：祠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由知州程俱始建于州学中，毁于南宋末年。明嘉靖十七年(1538)，通判张本结改建于府城报忠坊之杨柳湾，明清以来多次拓建。至清乾隆时祠制宏敞，占地18亩余。清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南巡驻跸嘉兴时，海昌鹏墩希贤支、平湖景贤支、嘉善奉贤支共同捐修嘉兴宣公祠。道光六年(1826)，奉旨宣公从祀文庙东庑，而旧祠日渐坍废，仅存正殿三间。禾郡族人陆磨斋等邀同海昌鹏墩希贤支倡议集族捐造大殿、仪门等建筑，春秋两祭，嘉属各县文派祭祀。咸丰十年(1860)，祠毁于太平军炮火，仅存正殿五椽，湮埋荆榛砂砾中近五十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族人陆鹤翔至祠助祭，与嘉善汾湖支陆颂襄等倡议重修，经一年多修缮完毕，惟规模已不及从前。这就是辛亥革命以来，人们看到的嘉兴宣公祠。抗日战争以来，祠日渐倾圯不堪。整个拆毁，则在1958年后，其遗址在今杨柳路安乐路口西首之嘉兴汽车配件厂。
    海宁宣公祠：祠在海宁盐官镇东北鹏墩村。由陆贽十六世孙陆元珍于明初创建，明隆庆六年(1572)重修。清乾隆七年(1742)，裔孙陆克谐、陆奕观等重修；浙江总督德沛作碑记。此祠，今已不存。
    平湖宣公祠：祠在平湖县城东大街德藏寺左首，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祀唐相陆贽；陪祀有宋儒陆正明，明征士陆宗秀、程乡令陆克潜、吏部尚书陆光祖、兵部员外郎陆澄原、巡按御史陆清源、济南府推官陆振玉，清赠礼部侍郎陆陇其等。此祠，今已不存。
嘉善宣公祠：祠在嘉善县城东北十二里，始建于宋代，宋迪功郎陆瑀及其子孙聚居于祠之周围，因名陆庄。后岁久倾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后裔陆道乾捐田赡祠。此祠，今已不存。
3、宣公读书台
    据光绪《嘉兴府志》卷14《古迹一》记载：“读书台，在春波门西南一里，马场湖(南湖)之浒，唐陆宣公读书处，今碑刻龟趺俱卧水中。”此一古迹，辛亥革命以来已不存。
4、宣公桥与宣公路
    据光绪《嘉兴府志》卷5《桥梁》记载：宣公桥“在(嘉兴)县治东一里跨月河上，相传为陆宣公建。”明清以来，宣公桥两侧市肆繁盛。清末民初，沪杭铁路通车后，宣公桥邻近火车站，附近商贾云集，市面活跃，为嘉兴东门一处繁华地段。六十年代末，因拓宽长水塘水利工程，宣公桥被拆除，桥名已废。
宣公路：东起原火车站前的五一桥，西至立交桥，长约230米，宽2米。原名车站路，“文革”时改为东风路。路西端原有宣公桥，现桥已不存。为纪念乡贤陆贽，1981年改为宣公路。宣公路2号与3号门牌之间，还有一条宣公弄，弄呈曲尺形，全长约80米，有几十户人家，西至立交桥铁路商场附近。宣公弄西端南首有一条支弄即宣公二弄，长约30米，住有十几户人家。宣公路、宣公弄、宣公二弄，这是禾城目前仅存纪念乡先贤陆贽的路名了。陆贽作为一位唐代政治家，他的英名永垂史册，也永远留在家乡人民心中。

8. 民国画家朱敬庵？朱敬菴是什么地方人

〖敬庵学派(张伯行)〗创始人张伯行（1652一1725）。伯行，字孝先，号敬庵，一号恕斋，清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伯行家学有其子师载承传。其弟子有蔡世远、沈彤、郑文炳、费元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