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短文两篇中两篇短文的说明对象是什么？

1.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中两篇短文的说明对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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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文章共分为两个小篇《恐龙无处不在》、《被压扁的沙子》。
课文所选两篇就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思考，从而发现新的论据或得出新的结论。文章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有新的发现;要学会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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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艾萨克·阿西莫夫
外文名称
Isaac Asimov
别名
乔治·戴尔，保罗·弗兰克西
国籍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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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犹太
出生地
俄罗斯

出生日期
1920年1月2日
逝世日期
1992年4月6日
职业
作家，生物化学教授
毕业院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主要成就
科幻大师，雨果奖
代表作品
《夜归》巜科学指南》巜认识物理学》


目录
1主题思想
2说明顺序
   3原文欣赏
4作者简介
   
折叠编辑本段主题思想
恐龙是古爬行动物，种类繁多，体型各异，小的体长不到一米，大的体长数十米，重达四五十吨。有食肉的，也有食草的。它们在地球上的陆地或沼泽附近生活，在地球上曾称霸一时。
6500万年前，在地球上生活了1.6亿年的恐龙灭绝了，成为生物史上最大的谜案。这两篇短文，一篇依据在南极发现恐龙化石的事实，佐证了大陆漂移假说;一篇通过对"被压扁的沙子"的反思，证明外星撞击导致恐龙灭绝。
折叠思路分析
《恐龙无处不在》开篇提出科学领域是紧密相连的，各自的发明都有可能得到相互启发，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紧密相连"表现在哪里?有哪些事实能证明它们是互相"产生影响"的?然后举南极发现恐龙化石的例子，提出既然寒冷的气候不适应恐龙的生活，恐龙是如何越过大洋到另一个大陆去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引出板块构造理论，说明是大陆在漂移而不是恐龙自己在迁移，得出在南极发现恐龙化石这一事件，为板块构造理论的成立提供了有力证明的结论。
《被压扁的沙子》起笔提出导致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原因的一个新观点:个巨大的小行星或童星对地球的撞击，引起人们对这一曾经主宰过地球的生灵突然灭绝的兴趣、并且说明科学家们研究的目的在于"多地了解这种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当将来面临这种事件时，我们可以采取某种应急措施"。然后从地质学发现的证据上论证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应该是行星撞击。
折叠段落结构
《恐龙无处不在》的段落结构
全文共15个自然段，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用一个科学观点--"一个科学领域的发现肯定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引出说明内容。
第二部分(第2~14自然段):阐述说明内容--由恐龙化石在南极的发现说明"恐龙无处不在"，再由"恐龙无处不在"这一发现推究原因。
第三部分(15自然段):以"南极恐龙化石的发现"，为支持地壳在进行缓慢但又不可抗拒的运动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总结说明内容，结束全文。
《被压扁的沙子》的段落结构斯石英(被压扁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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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至第4自然段)，提出关于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问题，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即"撞击说"和"火山说"。第2和第3自然段先后举了两个例子提出了关于"撞击说"和"火山说"这两种观点。
第二部分(第5自然段至全文完)，通过对"被压扁的沙子"的反思，证明外星撞击导致恐龙灭绝，支持"撞击说"。这部分分四层。
第一层(第5、6自然段)，说明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以后也许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因此，科学家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证据来验证这两种理论。
第二层(第7至第10自然段)，说明1961年一位苏联科学家发现了"斯石英"，并且介绍了它的性质，为下文佐证"撞击说"奠定了基础。
第三层(第11至第13自然段)，说明斯石英不仅可以在实验室制造，而且它在自然界中是可以存在的，不过它们只出现在沙子被强烈挤压的地方。由此推断撞击是可以产生斯石英的。事实也证明，火山喷发是不会产生斯石英的，从而进一步佐证了"撞击说"。
第四层(第14自然段至全文完)，通过亚里桑那大学的约翰·F·麦克霍恩和几位合作者研究新墨西哥州拉顿地区的岩层的例子，进一步证明"在斯石英出现的地方肯定发生过撞击，而且肯定没有发生过火山活动。"从而得出"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不是火山活动，而应该是撞击"的结论。
折叠编辑本段说明顺序
作者采用的是逻辑顺序，重在说明事理，所以在短小的篇幅内，将抽象的科学知识，层层剖析，既严谨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释清楚。
折叠说明方法
要理解这两篇短文，还要注意作者运用的引人入胜的说明方法。首先是举例子。在文章中，作者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例如，《恐龙无处不在》为了证明不仅南极大陆有恐龙化石这一说法，列举"在地球的其他大陆上也都发现有恐龙化石"，"说明恐龙确实遍布于世界各地";举'南极也有自己的恐龙、两栖动物和其他在恐龙时代繁盛的植物和动物"的事实，说明南极不止只有恐龙化石，还有别的。说法严谨。
其次是作比较。例如《被压扁的沙子》中，谈到斯石英和普通沙子的区别时，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运用了"一立方英寸被压扁的沙子比一立方英寸普通的沙子要重得多"的比较方法;在《恐龙无处不有》中将南极的恐龙的命运与其他大陆的恐龙进行比较。"这些生物的命运比其他同类要悲惨得多，因为板块把它们向南携带到了极地。"
第三是打比方。短文还运用了打比方的方法，使得语言既生动又明白如话，如《恐龙无处不有》中"位于南极中心部位的南极洲是全球的大冰箱"一句，形象地说明了南极洲寒冷的程度和南极洲在地球中的重要地位。
列数字如果在850℃的温度下把斯石英加热30分钟，它将变为普通沙子。
举例子 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现了斯石英，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些地区曾经受到了巨大陨石的撞击。
摹状貌 一些板块被拉开，问另一些则挤压在一起，一个版块也许会缓慢的像另一板块下面俯视 除上述的方法之外，还有"列数字""作诠释"等说明方法，这里不一一分述。
折叠准确语言
"在一个科学领域作出的发现肯定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中的"肯定"一词，又如"这个问题最终也许会得到解决"中的"最终也许"和"毫无疑问，6500万年前地球上曾有过一次'大绝灭'"中的"毫无疑问"等都能体现语言的严密和准确。
折叠教学建议
这两篇科普文章所介绍的都是比较深奥的科学知识，但由于作者采取了朴实、明白如话的语言，使原本深奥的知识变得浅显易懂。又《恐龙无处不在》是从恐龙化石遍布全球的角度来谈大陆板块的移动;《被压扁的沙子》是从探寻恐龙灭绝的原因推断地球可能曾受到的撞击。通过这两篇短文的比较阅读，让学生懂得写作文章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下笔。重在通过阅读，整体感知，进一步挖掘文章的内容，激发学生对科学世界的兴趣，培养他们主动探究科学的精神。
折叠编辑本段原文欣赏
恐龙无处不在
不同科学领域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在一个科学领域的发现肯定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
例如，在1986年1月，阿根廷南极研究所宣布在詹姆斯罗斯岛发现了一些骨骼化石。该岛是离南极海岸不远的一小片冰冻陆地，非常靠近南美的南端。这些骨头毫无疑问属于鸟臀目恐龙。
在地球的其他大陆上也都发现有恐龙化石。这些古老的爬行动物在南极的出现，说明恐龙确实遍布于世界各地。
如果把这个发现与南极大陆联系起来，这比仅考虑恐龙来说要重要得多。恐龙如何能在南极地区生存呢?恐龙实际上并不适应寒冷的气候，现代的两栖动物(青蛙和蟾蜍是人人皆知的现代两栖动物)更不适应南极气候。但1986年在南极确实发现了这种古老的两栖动物的化石。
恐龙不可能在每一块大陆上独立生存，那么它们是如何越过大洋到另一个大陆上去的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是大陆在漂移而不是恐龙自己在迁移。几十年前，人们发现地壳是由一些紧密拼合在一起但又在缓慢运动的大板块构成的。一些板块被拉开，而另一些则挤压在一起，一个板块也许会缓慢地向另一板块下面俯冲。"板块构造"理论很快为地质界几乎所有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如火山、地震、岛屿链、海洋深渊等等，这些在以前一直是不解之谜。
可以这样比喻，板块背上驮着许多大陆，当板块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运动时，大陆也随之一起运动。每隔一段时期，板块会将所有的大陆汇聚在一起，地球此时仅由一个主要陆地构成，称为"泛大陆"。当板块继续运动时，大陆又重新被分离开。
在四十多亿年的地球发展史中，泛大陆形成和分裂过多次，最后一次完整的泛大陆大约是在2.25亿年前形成的。这个泛大陆存在了数百万年以后，又开始显示出破裂的迹象。
早期恐龙在那时已经开始出现，并且有机会分散到泛大陆的各个地方。所有陆地似乎都处在热带和温带环境内，所以恐龙可以在泛大陆的不同地区舒适地生活。
大约在两亿年前，泛大陆分裂成四部分。北部就是现在的北美、欧洲和亚洲，南部是由南美和非洲构成，最南部是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印度是剩余的一小部分。
随着时间的流逝，北美又与亚洲和欧洲分开，南美也与非洲相离。(如果看一张地图，并假定把非洲和南美洲拼合在一起，你就会看到它们拼合得多么天衣无缝。)印度向北移动，并且大约在5 000万年前与亚洲相碰撞，形成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两个陆块在那里聚合并缓慢地褶皱变形。南极和澳大利亚也已相互分离。
当大陆相互分离时，每一个大陆都携带着自己的恐龙而去。到6 500万年以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有的恐龙都灭绝了，大陆也已完全分开。每一个大陆都有自己的恐龙化石。
南极也有自己的恐龙、两栖动物和其他在恐龙时代繁盛的植物和动物。然而，这些生物的命运比其他同类要悲惨得多，因为板块把它们向南携带到了极地。大约经历了一亿年，气候逐渐变冷，植物慢慢越来越稀少，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大量减少。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夏天短而且冷，最后成为冰天雪地。
位于南极中心部位的南极洲是全球的大冰箱，地球上所有冰的十分之九都在南极冰盖。那里的冰有数英里厚，覆盖着丰富的化石。如果南极的冰雪层再薄一些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它们。
因此，南极洲恐龙化石的发现，为支持地壳在进行缓慢但又不可抗拒的运动这一理论提供了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被压扁的沙子
在过去的9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对6 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一个新观点争论不休，这个问题最终也许会得到解决。
1980年曾经有报道说，在一个6 500万年前形成的沉积物薄层中，发现了稀有金属铱，它的含量异常丰富。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或彗星对地球的撞击的结果。这种撞击也许深入到地壳内部，引起火山喷发，造成大火和潮汐大浪，许多尘埃进入了平流层中，结果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阳光无法抵达地球的表面。这也许是导致包括所有恐龙在内的许多地球生物灭绝的原因。
毫无疑问，6 500万年前地球上曾经有过一次"大灭绝"，发生过一次"大劫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这是由巨大撞击引起的。例如，1987年就有人指出，如果地球突然经历了一个火山爆发期，许多火山大致同时喷发，那么也能造成一个足以使生物大量灭绝的巨大灾难。
因此，存在两种对立的理论，即"撞击说"和"火山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我们将来也许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大灾难。(万一某一天某个星体要撞击地球，我们也许会知道如何来避免这种撞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种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当将来面临这种事件时，我们可以采取某种应急措施。
为此，科学家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证据来验证这两种理论。
1961年一位名叫S.M.斯季绍夫的原苏联科学家发现，如果二氧化硅(即非常纯的沙子)处于超高压的状态，那么它的原子相距很近，从而变得极为致密。一立方英寸被压扁的沙子比一立方英寸普通的沙子要重得多。这种被压扁的沙子因此被称为"斯石英"。
斯石英并不十分稳定，原子之间靠得太近以至于它们又出现相互排斥的趋势，最后又变为普通沙子。然而，由于原子之间结合得极为致密，所以这种反弹变化进行得非常缓慢，从而使斯石英可保持数百万年。
金刚石的形成与此相同。金刚石中的碳原子被挤压得异常紧密，它们同样存在一个向外扩散并且恢复为普通碳的趋势。在通常条件下，这也需要数百万年。
如果你把温度升得足够高，就可使这种变化加快。增温可以增加原子的能量，使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分离，返回到原始状态。因此，如果在850C°的温度下把斯石英加热30分钟，它将变为普通的沙子。(你也可以在真空中对金刚石加热，从而把它恢复到原始碳的状态，但谁愿意这样做呢?)
斯石英可以在实验室制造，但它们在自然界存在吗?回答是肯定的。然而它们只出现在沙子被强烈挤压的地方。
例如，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现了斯石英，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些地区曾经受到巨大陨石的撞击。撞击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形成斯石英。另外，在进行过原子弹爆炸实验的场地也发现了斯石英，它是由膨胀火球的巨大压力形成的。
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斯石英也应该出现在压力极高的地壳深处。在这种情况下，它可通过火山喷发被携带到地表。然而，喷发温度极高，岩石会被熔化，所任何由火山携带而来的斯石英都被转化为普通的二氧化硅。事实上，在火山活动地区至今没有发现过斯石英。
那么，你可能会说在斯石英出现的地方肯定发生过撞击，而且肯定没有发生过火山活动。
亚里桑那大学的J.F.麦克霍恩和几位合作者研究了新墨西哥州拉顿地区的岩层。岩层的年龄为6 500万年，因此可以追溯到恐龙灭绝的年代。
他们在1989年3月1日宣布，利用测试固体物质中的原子排列的现代技术，即核磁共振和X光衍射，他们确实检测到了在斯石英中存在的一种原子排列。
这种情况显示，在6 500万年以前曾有一次巨大的撞击并形成了数吨重的斯石英。这些斯石英在沉降之前曾被溅起到平流层中。那么，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不是火山活动，而应该是撞击。

2. 谁给我讲讲什么是数学思维？

数学思维就是用数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形式。思维指的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概括和间接反映，属于人脑的基本活动形式。
数学思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数学思维能力，即能够用数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转化与划归，从一般到特殊、特殊到一般，函数/映射的思想。
数学思维教学，是数学教师在数学教学活动过程中，引导学生根据数学素材进行具体化的数学构思，进行数学运算，形成数学感知。

扩展资料数学思维拓展训练特点：
1、 全面开发孩子的左右脑潜能，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创造力；帮助幼儿学会思考、主动探讨、自主学习，
2、 通过思维训练的数学活动和策略游戏, 对思维的广度、深度和创造性方面进行综合训练。
3、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提高幼儿的数学推理、空间推理和逻辑推理，促进幼儿多元智能的发展，为塑造幼儿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数学思维

3. 新课程改革标准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是什么？？急急急！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靳玉乐 艾兴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处在推广阶段，但当前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将会对新课程改革的走向产生影响，必须正确对待和引导。

　　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


　　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而是课程理念的创新与深化。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次课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改革的理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第二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布鲁纳的结构主义；第三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兴的建构主义。

　　我国正在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的真理观、知识观为强调发展儿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肖川：《知识观与教学》，《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

　　——钟启泉：《课程发展的回归现象和非线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现代课程改革真正的挑战不是古典主义者依据理想的知识标准所开展的批评，而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使知识接近社会经验的课程革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

　　———周勇：《现代课程改革的知识重建思路与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们又隐隐约约能见到杜威的影子。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


　　课程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是一个需要我们行动、对话和合作、回荡着多元声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课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们认为，如果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就应该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课程专家对课程改革的参与，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轻视知识”思潮的争论，其目的也是为明确或澄清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果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就会导致改革实践上的不知所措。

　　我们并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要以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半个世纪以来，马 克 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上，它的不变性、一贯性正表明了这种方针的生命力。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马 克 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 克 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马 克 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江 泽 民同志所提出的“三 个 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马 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 克 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举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有它特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于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条件上，不能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 克 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吸收我国教育传统中的精华，不能不讲传统，与传统一刀两断。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处理好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完全脱离传统的超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有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是脱离了传统和当时现实情况的推倒式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次革命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刘硕：《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情况，另起炉灶，割裂革新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将国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直接应用到我国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我国并不是课程理论的源发国家，已有的课程理论，无论是结构体系还是基本观点大都是对国外课程理论的借鉴。毋庸置疑，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的课程理论，对国外的课程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课程理论非常必要。然而，借鉴并不是移植照搬。所谓借鉴，指的是拿别人的事作为镜子，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新华词典编写组：《新华词典》，第42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见借鉴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另一个是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

　　我们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国外的课程理论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要存精华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进的课程理论，也未必能用来作为我国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任何课程理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实践条件，不是所有先进的课程理论都是适用的。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和经验，梳理我们传统的课程思想，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课程理念，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种概念、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课程论体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然借鉴了国外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理念和经验的应用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上，我国不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整体水平来讲，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数量还少，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从社会的宏观背景来看，我国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科学和科学精神发展得远远不够。


　　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中小学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 吴永军 宁婷婷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引起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而事关课程改革成败和基本方向的理论基础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鸣。本文试图对国内学者有关理论基础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该项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对收集到的论文及相关著作进行详细而深入地分析。笔者带领4位研究生通过《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经过三个月的收集与整理，统计出2003年到2007年的相关论文有240余篇，其中登载于核心期刊的有130余篇。笔者对此进行编目，在泛读、统计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再从20余种核心期刊中筛选出100篇论文进行详细阅读和分析。与此同时，笔者还兼顾了少量来自非核心期刊的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对已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的相关章节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许多文章主要涉及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等三方面内容。对此，笔者主要围绕这三方面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基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有什么不同等问题，都是在讨论课改的理论基础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识到了在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中，存在着概念含糊不清与混用等现象，但很少有学者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概念作详细的区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等同，认为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探讨。靳玉乐、艾兴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显然该文将两者等同而用。

　　第二，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哲学层面上探讨。罗槐认为应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学理论。”[2]高天明认为，在讲课改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认为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

　　第三，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探讨。和学新认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都有理论依据的功能，但在具体使用上具有层次上的区别[4]，“‘指导思想’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宏观层面来使用，指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要遵循的原理、原则或方法论层面的东西，‘理论基础’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一般指具体的理论依据。”[5]

　　(二)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

　　1、理论基础是什么

　　2005年5月28日，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文章，文中阐明了对新课改理论基础的看法，随后《中国教育报》又相继推出相关的两组文章，自此以靳玉乐、艾兴的文章为引子，以《中国教育报》为主要平台的关于“课改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论争由此展开。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一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否“含糊不清”。靳玉乐等认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显得“含混不清”，并没有谁对“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1]。一些学者如陈培瑞、崔国富、范会敏等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如陈培瑞指出，课改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要有新课程理论体系，但“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实在是看不出”，只是“隐约觉察到了这次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混乱”[6]。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马福迎认为，课改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也是先进的。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7]。

　　二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部分学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这引起了学者们对“理论基础应在什么层次上探讨”的争论。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应以后现代、多元智能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还有学者对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的争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指导思想方面应坚持一元论，而在理论基础方面应坚持多元论。具体的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主张，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要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如靳玉乐等指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新课改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1]。

　　针对靳文，学者们又对“理论基础到底应该在什么层面上来探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天明认为，靳玉乐等提出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国的课程理论要发展“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而罗槐又对高天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高天明的观点有些偏颇。他认为，无论是从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如何在‘多元性’中‘博采众长’”的需求来说，都应该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是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概括性的哲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2]。

　　另一种观点主张，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如马福迎认为，课程改革理论要“多元性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他所指的“多元性”既指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智力等理论，也包括对“基础理论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7]。

　　也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本陆在《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一文中提到，“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是有启发的，但仅靠它们来支撑中国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在是太单薄了……课程改革的理论建设问题，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工程，如果没有对教育学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和吸纳，最好不要老把科学真理、先进理念之类的漂亮词汇挂在嘴上”[8]。潘新民、张薇薇指出“后现代知识观具有反科学知识倾向，不宜作为新课改的主导知识观”。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后现代知识观[9]。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争论，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均表达了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相结合，坚持一元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思想。如王华生指出，只有澄清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多样化与多元论等几个基本概念，才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他认为，靳玉乐等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并为一体，这与高天明所说的只涉及到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含义是不同的。靳玉乐等还把“多元论与多样化混为一义”，而马福迎所指的“多元性”指的是“理论基础的多样化”，认为“新课程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基础相结合的原则”[10]。和学新认为争论问题的实质是“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以及如何对理论资源进行取舍和消化的问题”。他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学说，“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在对各种理论学说，全面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有所取舍”[5]。

　　2、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一些西方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充斥着教育领域。理论基础(这里的理论基础主要指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出生于外国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它是否是舶来品等问题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

　　有学者对课改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评”，认为其理论基础并不适应我国的国情。王本陆认为，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其中“不问国情论”是新课改理论专家所坚持的。新课改“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8]。宋翠娥、王宝钧将我国现在的国情与20世纪的美国比较后认为，“从总体上讲，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和案例在我国还不具备实践的社会背景"[11]。

　　针对这些“批评”，有学者给予了回应。屠莉娅指出，从事实上看，“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对异域经验的借鉴已经远远超过了照搬迁移的层次”。她认为“盲目指称新课程改革是‘充当西方教育理论的试验田’，是‘光靠别人思考’的西方现行教育体系的舶来品，一定程度上是无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在研究层次和水准上取得的进展”。另外她还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不等于忠实于某种既定的教育理论”；“不能人为地确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关系”[12]。

　　3、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

　　新课改理论基础对传统是合理继承了还是与传统“一刀两断”了?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课改“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如王策三认为在教育改革创新时出现了一些误解。一是“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或者打倒，或者撇到一旁；重起炉灶，另来一套”。二是把改革对象和改革主张以及改革要求推向极端[13]。杨启亮则指出“在课程与教学变革中存在着本土化的缺失，应当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守护变革的本土化，这是每个中国人(匹夫)的文化责任”[14]。

　　针对“批评”，有学者进行了“反驳”。钟启泉、有宝华认为，任何的教育改革都会试图在传统文化这一宝库中撷取思想财富，寻求理论支撑，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在其中获得了滋养。不仅“在国家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文件(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各科课程标准等)中都渗透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而在诠释和论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中也明确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与新课程联系起来”。而《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得出新课改的倡导者以及新课程“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重起炉灶，另来一套”的结论是武断和偏执的。另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何谓传统?教育所继承的传统具体是什么?第二，改革是破与立的行为，只立而不破不是改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肯定需要大破和大立，特别是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时，‘重起炉灶’往往不可避免，这难道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何况为稳重起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先立后破’和‘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15]

　　三、对该项研究的评价及展望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激烈争论，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文化与教育领域里的基本特征：观点纷呈，各执一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局面。

　　但是，反思这些研究与争论，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简单化”倾向：要么强烈质疑(甚至否定)，要么充分肯定，过于溢美。许多研究成果各执一词，偏于一隅，从自身比较狭窄的视域出发，据理力争，而往往这个“理”又多少有所偏颇。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总是站在各自立场，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融通。

　　二是许多争论背后显现出的是对新课改的误解与曲解。有些被“边缘化”的学者根本不了解新课改的全貌，“立论”时伴随很多“想象”，以思辨类的反思文章为主，大多从自己已有的经验或倾向出发，同时用各种理论(包括来自传统的以及西方的)进行佐证、分析，最后得出“情绪化”结论(多半是非议甚至诋毁)。例如，新课改饱受争议的是其确立了“后现代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传统”的忽视乃至否定，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误解。本次新课改无论是从指导本次新课改的根本性法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来看，还是权威性的新课改的阐释(如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具有现代取向，这是许多质疑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文章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一点。至于少数参与新课改的学者在文章或演讲中“矫枉过正式”地不负责任地对传统教育简单否定的言行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新课改的政策及整体的新课改队伍的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以及一线教师经常把一些“强势学者”的言论与国家的课改政策相混淆。

　　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往往就新课改而论新课改，局限在“教育(课程)视域”里，缺乏应有的历史观与广阔的“社会学视角”的洞察。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关于理论基础的争论相信还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应当确立以下几种意识：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发展观。即辩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只要稍微具有一点历史常识和世界视野的人都知道，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历史进程，这种借鉴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同时更能为我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模式。

　　二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融通”意识。研讨与争论时，应力求保持一个开放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千万不能偏于一隅，自说自话。尤其是在激烈交锋时，就说理而言，应当首先把参与各方争论的“前提”搞清楚，再据理力争。

　　三是要有“大智慧”，在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合起来，全面理解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就整体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现代化及实现“现代性”依然是国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16]。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我国正处于复杂的“多重社会转型”时期(广大地区如西部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有些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更要时刻警惕基于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想无疑是一剂良药和清醒剂。

　　两篇理论文章,足够你用了..........

4.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是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系列体现自身本质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表现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表现为其所具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体系，表现为其历史传承、主题、主线和体系结构综合揭示出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的回答。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扩展资料：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期，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导师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合乎规律的结果，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马克思主义

5. 哲学的含义是什么？

哲学（英语：Philosophy，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其按其词源有「爱智慧」之意。哲学是有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它研究宇宙的性质、宇宙内万事万物演化的总规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哲学就是元知识、元理学，即所谓大道至简。哲学任务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元理层面的把握，把多综合为一或把一区分为多，一和多都是元理。元理也要清晰表达、系统构造，这样的元理系统才适用于阐释世界或指导实践。哲学是元理，科学是原理、方法、事实，元理与原理划分并非绝对，实用依据可以是：元理是需要时刻记着即时可用的元初理论，原理是可以查工具书利用的基础理论。

扩展资料第一方面：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
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属于二元论。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不同的。
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思维是存在于反映的基础上，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则把客观世界看作思维、精神的产物，认为认识世界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哲学

6. 数学定义是什么意思

数学定义：是人类为了展示和运用通过已经理解和掌握的在实践中通过观察、记录和总结找出的用指定符号代表自然界各种元素,再经过运算得到结果后来代表自然规律的一种方法.2、作用：理解和掌握这些自然规律最大的作用是预测未来.3、特点：必须通过已经知道的情况才能计算出未知的情况.4、特性：对已经知道的情况必须用指定的符号来表示.5、局限性：只能通过特殊的已知情况计算出特殊的未知情况.6、必然性：通过现有的已知情况永远无法计算出全部的未知情况.7、原因：宇宙是无限大也是无限小的.无限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存在,神马都是浮云,数学也是,它只是人类自以为是的东西,只对于人类有用.8、举例：圆是360度,怎么来的?居然是根据.嗨,这么多年了才意识到这居然就是数学.9、结论：数学知识和历史一样都只是生物的活动在自然界留下的印记!

7. 群论和群理论有区别吗？群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们知道群论是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很多学科都有重要的应用，例如在物理中的应用，群论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对群论的基本理论有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了解。本课程介绍群论的基本理论及某些应用。 主要内容有：首先介绍群、子群、 群同构的概念及有关性质，这是了解群的第一步。然后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两类最常见的群：循环群与置换群，包括一些例题和练习，可以熟悉群的运算和性质， 加深对群的理解。并且介绍置换群的某些应用。

　　然后对群论中某些重要的概念作专题讨论。首先定义并讨论群的子集的运算；由群的子集的运算，引出并讨论了子群的陪集的概念与性质。定义并讨论了正规子群与商群的概念与性质。借助于商群的概念证明了群同态基本定理， 从而对群的同态象作出了系统的描述。这部分内容是群论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任何一个希望学习群论的读者所必须掌握的。并且给出群的直积的概念，这是研究群的结构不可缺少的工具。

　　最后是群表示论的基本理论及应用，包括矢量空间与函数空间，矩阵的秩与直积，不变子空间与可约表示、shur 引理、正交理论、特征标、正规函数、基函数、表示的直积等的概念。

　　在群的表示理论之后，就是它在量子力学中的应用，例如从群论的角度解决一些量子力学问题，主要包括哈密顿算符的对称性，距阵元定理和选择定则。从而达到了解群论的基础知识以及有限群的表示理论，为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打下基础的目的。

　　Group theory is one of the great simplifying and unifying ideas in modern mathematics, and it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many scientific fields. For example, group theory is the ground of Quantum Mechanics. It was introduc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olutions to polynomial equations, but only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has its full significance, as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symmetry, been understood. It plays a rol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 particles, the structure of crystal lattices and the geometry of molecules. In this unit we will study the simple axioms satisfied by groups and begin to develop basic group theory in an axiomatic way. The aim of the course is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concept of groups, the notion of an axiomatic system through the example of group theory, to investigate elementary properties of groups, to illustrate these with a number of important examples, such as general linear groups and symmetric groups.

　　We give the necessary notations and basic definitions that we use throughout the thesis. First the concept of subclass is defined and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the coset, the problems group factorization, coset. intersection, and double coset member for the subclass, etc. The content of this part is the most basic content and is necessary to learn for student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study of groups (particularly finite groups and with compact groups) is representation theory. Broadly speaking, this asks for possible ways to view a group as a permutation group or a linear group. A number of attractive areas of representation theory link representations of a group with those of its subgroups, especially normal subgroups, algebraic subgroups, and local subgroups. Representation theory also considers images of groups in the automorphism groups of other abelian groups than simply complex vector spaces; these then are the group modules. (This is a somewhat more flexible setting than abstract group theory, since we move into an additive category); modular representation theory studies the case in which the modules are vector spaces over fields with positive characteristic.

　　At last, the course 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theory to Quantum Mechanics. We consider a symmetry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Symmetry operation transform to the Hamilton operator symmetry,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matrix. So there is matrix element theorem, and theory choice.


　　方程论是古典代数的中心课题。直到19世纪中叶，代数仍是一门以方程式论为中心的数学学科，代数方程的求解问题依然是代数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用根式求解方程。所谓方程有根式解（代数可解），就是这个方程的解由该方程的系数经过有限次加减乘除以及开整数次方等运算表示出来的。群论也就是起源于对代数方程的研究，它是人们对代数方程求解问题逻辑考察的结果。本文正是从方程论的发展入手，阐述伽罗瓦群论的产生过程，及其伽罗瓦理论的实质。

　　一. 伽罗瓦群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方程的根式解法发展过程来看，早在古巴比伦数学和印度数学的记载中，他们就能够用根式求解一元二次方程ax2+bx+c=0，给出的解相当于+，，这是对系数函数求平方根。接着古希腊人和古东方人又解决了某些特殊的三次数字方程，但没有得到三次方程的一般解法。这个问题直到文艺复兴的极盛期（即16世纪初）才由意大利人解决。他们对一般的三次方程x3+ax2+bx+c=0，由卡丹公式解出根x= +，其中p=ba2，q=a3，显然它是由系数的函数开三次方所得。同一时期，意大利人费尔拉里又求解出一般四次方程x4+ax3+bx2+cx+d=0的根是由系数的函数开四次方所得。

　　用根式求解四次或四次以下方程的问题在16世纪已获得圆满解决，但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探寻五次和五次以上方程的一般公式解法却一直没有得到结果。1770年前后，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转变代数的思维方法，提出方程根的排列与置换理论是解代数方程的关键所在，并利用拉格朗日预解式方法，即利用1的任意n次单位根（n=1）引进了预解式x1+x2+2x3+…+n-1xn，详细分析了二、三、四次方程的根式解法。他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代数方程论的进步。但是他的这种方法却不能对一般五次方程作根式解，于是他怀疑五次方程无根式解。并且他在寻求一般n次方程的代数解法时也遭失败，从而认识到一般的四次以上代数方程不可能有根式解。他的这种思维方法和研究根的置换方法给后人以启示。

　　1799年，鲁菲尼证明了五次以上方程的预解式不可能是四次以下的，从而转证五次以上方程是不可用根式求解的，但他的证明不完善。同年，德国数学家高斯开辟了一个新方法，在证明代数基本理论时，他不去计算一个根，而是证明它的存在。随后，他又着手探讨高次方程的具体解法。在1801年，他解决了分圆方程xp-1=0（p为质数）可用根式求解，这表明并非所有高次方程不能用根式求解。因此，可用根式求解的是所有高次方程还是部分高次方程的问题需进一步查明。

　　随后，挪威数学家阿贝尔开始解决这个问题。1824年到1826年，阿贝尔着手考察可用根式求解的方程的根具有什么性质，于是他修正了鲁菲尼证明中的缺陷，严格证明：如果一个方程可以根式求解，则出现在根的表达式中的每个根式都可表示成方程的根和某些单位根的有理数。并且利用这个定理又证明出了阿贝尔定理：一般高于四次的方程不可能代数地求解。接着他进一步思考哪些特殊的高次方程才可用根式解的问题。在高斯分圆方程可解性理论的基础上，他解决了任意次的一类特殊方程的可解性问题，发现这类特殊方程的特点是一个方程的全部根都是其中一个根（假设为x）的有理函数，并且任意两个根Q1(x)与Q2(x)满足Q1Q2(x)=Q2Q1(x)，Q1，Q2为有理函数。现在称这种方程为阿贝尔方程。其实在对阿贝尔方程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了群的一些思想和特殊结果，只是阿贝尔没能意识到，也没有明确地构造方程根的置换集合（因为若方程所有的根都用根x1来表示成有理函数Qj(x1)，j=1,2,3,…,n，当用另一个根xI代替x1时，其中1〈I≤n ，那么Qj(xI)是以不同顺序排列的原方程的根，j=1,2,…,n。实际上应说根xI=Q1(xI),Q2(xI),…,Qn(xI)是根x1,x2,…,xn的一个置换），而仅仅考虑可交换性Q1Q2(x)=Q2Q1(x)来证明方程只要满足这种性质，便可简化为低次的辅助方程，辅助方程可依次用根式求解。

　　阿贝尔解决了构造任意次数的代数可解的方程的问题，却没能解决判定已知方程是否可用根式求解的问题。法国数学家伽罗瓦正是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接手阿贝尔未竞的事业。

　　二.伽罗瓦创建群理论的工作

　　伽罗瓦仔细研究了前人的理论，特别是拉格朗日、鲁菲尼、高斯、阿贝尔等人的著作，开始研究多项式方程的可解性理论，他并不急于寻求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而是将重心放在判定已知的方程是否有根式解。如果有，也不去追究该方程的根究竟是怎样的，只需证明有根式解存在即可。

　　1.伽罗瓦群论的创建

　　伽罗瓦在证明不存在一个五次或高于五次的方程的一般根式解法时，与拉格朗日相同，也从方程根的置换入手。当他系统地研究了方程根的排列置换性质后，提出了一些确定的准则以判定一个已知方程的解是否能通过根式找到，然而这些方法恰好导致他去考虑一种称之为“群”的元素集合的抽象代数理论。在1831年的论文中，伽罗瓦首次提出了“群”这一术语，把具有封闭性的置换的集合称为群，首次定义了置换群的概念。他认为了解置换群是解决方程理论的关键，方程是一个其对称性可用群的性质描述的系统。他从此开始把方程论问题转化为群论的问题来解决，直接研究群论。他引入了不少有关群论的新概念，从而也产生了他自己的伽罗瓦群论，因此后人都称他为群论的创始人。

　　对有理系数的n次方程

　　x+axn-1+a2xn-2+…+an-1x+an=0  （1）   ，

　　假设它的n个根x1,x2,…,xn的每一个变换叫做一个置换，n个根共有n!个可能的置换，它们的集合关于置换的乘法构成一个群，是根的置换群。方程的可解性可以在根的置换群的某些性质中有所反映，于是伽罗瓦把代数方程可解性问题转化为与相关的置换群及其子群性质的分析问题。现在把与方程联系起的置换群（它表现了方程的对称性质）称为伽罗瓦群，它是在某方程系数域中的群。一个方程的伽罗瓦群是对于每一个其函数值为有理数的关于根的多项式函数都满足这个要求的最大置换群，也可以说成对于任一个取有理数值的关于根的多项式函数，伽罗瓦群中的每个置换都使这函数的值不变。

　　2.伽罗瓦群论的实质

　　我们可以从伽罗瓦的工作过程中，逐步领悟伽罗瓦理论的精髓。首先分析一下他是怎样在不知道方程根的情况下，构造伽罗瓦群的。仍然是对方程（1），设它的根x1,x2,…,xn中无重根，他构造了类似于拉格朗日预解式的关于x1,x2,…,xn的一次对称多项式

　　△1=A1x1+A2x2+…+Anxn，

　　其中AI(I=1,2,3,…,n)不必是单位根，但它必是一些整数且使得n!个形如△1的一次式△1,△2,…,△n!各不相同，接着又构造了一个方程

　　=0      (2)   ，

　　该方程的系数必定为有理数（可由对称多项式定理证明），并且能够分解为有理数域上的不可约多项式之积。设F(x)=是 的任意一个给定的m次的不可约因子，则方程(1)的伽罗瓦群是指n!个△I中的这m个排列的全体。同时他又由韦达定理


　　知伽罗瓦群也是一个对称群，它完全体现了此方程的根的对称性。但是计算一个已知方程的伽罗瓦群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伽罗瓦的目的并不在于计算伽罗瓦群，而是证明：恒有这样的n次方程存在，其伽罗瓦群是方程根的可能的最大置换群S(n)，S(n)是由n!个元素集合构成的，S(n)中的元素乘积实际上是指两个置换之积。现在把S(n)中的元素个数称为阶，S(n)的阶是n!。

　　伽罗瓦找出方程系数域中的伽罗瓦群G后，开始寻找它的最大子群H1，找到H1后用一套仅含有理运算的手续（即寻找预解式）来找到根的一个函数。的系数属于方程的系数域R，并且在H1的置换下不改变值，但在G的所有别的置换下改变值。再用上述方法，依次寻找H1的最大子群H2，H2的最大子群H3，…于是得到H1,H2,…,Hm，直到Hm里的元素恰好是恒等变换（即Hm为单位群I）。在得到一系列子群与逐次的预解式的同时，系数域R也随之一步步扩大为R1,R2,…,Rm，每个RI对应于群HI。当Hm=I时，Rm就是该方程的根域，其余的R1,R2,…,Rm-1是中间域。一个方程可否根式求解与根域的性质密切相关。例如，四次方程

　　x4+px2+q=0      (3)  ，

　　p与q独立，系数域R添加字母或未知数p、q到有理数中而得到的域，先计算出它的伽罗瓦群G，G是S(4)的一个8阶子群，G={E，E1，E2，…E7}，其中

　　E=，E1=，E2=，E3=，E4=，E5=，    E6=，    E7=。

　　要把R扩充到R1，需在R中构造一个预解式，则预解式的根，添加到R中得到一个新域R1，于是可证明原方程（3）关于域R1的群是H1，H1={E，E1，E2，E3}，并发现预解式的次数等于子群H1在母群G中的指数8÷4=2（即指母群的阶除以子群的阶）。第二步，构造第二个预解式，解出根  ，于是在域R1中添加得到域R2，同样找出方程（3）在R2中的群H2，H2={E，E1}，此时，第二个预解式的次数也等于群H2在H1中的指数4÷2=2。第三步，构造第三个预解式，得它的根  ，把添加到R2中得扩域R3，此时方程（3）在R3中的群为H3，H3={E}，即H3=I，则R3是方程（3）的根域，且该预解式的次数仍等于群H3在H2中的指数2÷1=2。在这个特殊的四次方程中，系数域到根域的扩域过程中每次添加的都是根式，则方程可用根式解。这种可解理论对于一般的高次方程也同样适用，只要满足系数域到根域的扩域过程中每次都是添加根式，那么一般的高次方程也能用根式求解。

　　现仍以四次方程（3）为例，伽罗瓦从中发现了这些预解式实质上是一个二次的二项方程，既然可解原理对高次方程也适用，那么对于能用根式求解的一般高次方程，它的预解式方程组必定存在，并且所有的预解式都应是一个素数次p的二项方程xp=A。由于高斯早已证明二项方程是可用根式求解的。因此反之，如果任一高次方程所有的逐次预解式都是二项方程，则能用根式求解原方程。于是，伽罗瓦引出了根式求解原理，并且还引入了群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正规子群”。

　　他是这样给正规子群下定义的：设H是G的一个子群，如果对G中的每个g都有gH=Hg，则称H为G的一个正规子群，其中gH表示先实行置换g，然后再应用H的任一元素，即用G的任意元素g乘H的所有置换而得到的一个新置换集合。定义引入后，伽罗瓦证明了当作为约化方程的群(如由G 约化到H1)的预解式是一个二项方程xp=A (p为素数)时，则H1是G的一个正规子群。反之，若H1是G的正规子群，且指数为素数p，则相应的预解式一定是p次二项方程。他还定义了极大正规子群：如果一个有限群有正规子群，则必有一个子群，其阶为这有限群中所有正规子群中的最大者，这个子群称为有限群的极大正规子群。一个极大正规子群又有它自己的极大正规子群，这种序列可以逐次继续下去。因而任何一个群都可生成一个极大正规子群序列。他还提出把一个群G生成的一个极大正规子群序列标记为G、H、I、J…, 则可以确定一系列的极大正规子群的合成因子[G/H]，[H/I]，[I/G]…。合成因子[G/H]=G的阶数/ H的阶数。对上面的四次方程(3)，H1是G的极大正规子群， H2是H1的极大正规子群，H3又是H2的极大正规子群，即对方程(3)的群G 生成了一个极大正规子群的序列G、H1、H2、H3。

　　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入，伽罗瓦发现对于一个给定的方程，寻找它在伽罗瓦群及其极大不变子群序列完全是群论的事。因此，他完全用群论的方法去解决方程的可解性问题。最后，伽罗瓦提出了群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可解群”。他称具有下面条件的群为可解群：如果它所生成的全部极大正规合成因子都是质数。

　　根据伽罗瓦理论，如果伽罗瓦群生成的全部极大正规合成因子都是质数时，方程可用根式求解。若不全为质数，则不可用根式求解。由于引入了可解群，则可说成当且仅当一个方程系数域上的群是可解群时，该方程才可用根式求解。对上面的特殊四次方程(3)，它的[G/H]=8/4=2，[H1/H2]=2/1=2，2为质数，所以方程(3)是可用根式解的。再看一般的n次方程，当n=3时，有两个二次预解式t2=A和t3=B，合成序列指数为2与3，它们是质数，因此一般三次方程可根式解。同理对n=4，有四个二次预解式，合成序列指数为2，3，2，2，于是一般四次方程也可根式求解。一般n次方程的伽罗瓦群是s(n)，s(n)的极大正规子群是A(n) (实际A(n)是由s(n)中的偶置换构成的一个子群。如果一个置换可表为偶数个这类置换之积，则叫偶置换。)，A(n)的元素个数为s(n)中的一半，且A(n)的极大正规子群是单位群I，因此[s(n)/A(n)]=n!/(n!/2)=2，[A(n)/I]=(n!/2)/1=n!/2， 2是质数，但当n ≥5时，n！/2不是质数，所以一般的高于四次的方程是不能用根式求解的。至此，伽罗瓦完全解决了方程的可解性问题。

　　顺带提一下，阿贝尔是从交换群入手考虑问题的，他的出发点与伽罗瓦不同，但他们的结果都是相同的，都为了证其为可解群，并且伽罗瓦还把阿贝尔方程进行了推广，构造了一种现在称之为伽罗瓦方程的方程，伽罗瓦方程的每个根都是其中两个根的带有系数域中系数的有理函数。

　　四.伽罗瓦群论的历史贡献

　　伽罗瓦创立群论是为了应用于方程论，但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把群论进行了推广，作用于其他研究领域。可惜的是，伽罗瓦群论的理论毕竟太深奥，对十九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连当时的数学大师都不能理解他的数学思想和他的工作的实质，以至他的论文得不到发表。更不幸的是伽罗瓦在二十一岁时便因一场愚蠢的决斗而早逝，我们不得不为这位天才感到惋惜。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的理论才终于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伽罗瓦群理论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数学成就之一。他给方程可解性问题提供了全面而透彻的解答，解决了困扰数学家们长达数百年之久的问题。伽罗瓦群论还给出了判断几何图形能否用直尺和圆规作图的一般判别法，圆满解决了三等分任意角或倍立方体的问题都是不可解的。最重要的是，群论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以结构研究代替计算，把从偏重计算研究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用结构观念研究的思维方式，并把数学运算归类，使群论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崭新的数学分支，对近世代数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这种理论对于物理学、化学的发展，甚至对于二十世纪结构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鲁又文编著．数学古今谈．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中外数学简史编写组．外国数学简史．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吴文俊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Tony Rothman：”伽罗瓦传”，《科学》，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2年第8 期，第81～92页．

8. “赋”的文学形式有什么特点？可以成为“赋”的文学作品有哪些？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赋的来源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斆之间的文体。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编辑本段]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编辑本段]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编辑本段]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编辑本段]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编辑本段]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

　　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

　　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特点

　　：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诗和赋的区别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阶段

　　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

　　汉赋四大家

　　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