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成就

1.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成就

　　“洋务”泛指清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关系的一切事务。“洋务运动”则是历史学家对1861年至1895年间人们所从事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所谓“洋务”事业的历史概括。对洋务运动历来有着不同的评价。今天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那么，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起着哪些重要作用？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2. 如何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
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3. 简要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李鸿章作为一位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人物，在其开展的洋务自强运动中可以说是表现的很充分的，成效是很明显的：其一，创立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对抵御外国侵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二，创立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进一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三，建立了中国的轮船公司，铁路和电报事业，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事业的近代化；其四，派遣留学生，设立翻译馆和各种专门化学校，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养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30多年的洋务运动已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果没有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物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又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 

当然，李鸿章之所以要主持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导致其终不能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化的性质。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启迪；人类的文明是全球性的，中西文明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艰难曲折充满斗争的。开放是强盛的门户，闭关是弱者失去自信的表现。只有开放才有出路；但这种开放和交流应当是建立在正确认识自己，正确估价别人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洋物运动也是它的主持者李鸿章给人们留下的、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得出的历史教训。 

李鸿章不是一个单一的人，从一定程度上讲，他是晚清时期，尤其是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封建统治时期的化身。他的事业的失败，他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屈辱和灾难，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制约的结果。至于李鸿章所倡导主持的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战败为标志而宣告其失败的结局，是封建落后的中国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大背景下的必然结局。 

李鸿章是一个带有时代和社会深刻印记的最突出的复杂和悲剧人物之一。 

在德国俾斯麦基金会那里，保存了一份《李鸿章在福里德斯鲁》的文件，这是一篇根据1896年6月25日李鸿章密访已退休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时目睹者整理的谈话综合资料。李鸿章向俾斯麦讨教怎样才能进行中国改革，李说"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答："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李说："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从这些谈话不难看出李鸿章是很想进行中国的改革，但要想在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进行改革，又是何等之艰难啊，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应是近代中国改革者的先驱，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4. 概括李鸿章洋务运动的特点

1、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实用科技，在科技上不得不依赖西方列强，创建的军事工业都是仿照西方建立的；
2、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不是为了中国的近代化。
3、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运动在创办的军用和民用企业的过程中，依然采用封建官吏的管理方式，导致了军事工业存在耗费高而效率低等企业病，管理上落后，最终导致运动失败。

扩展资料：
洋务运动主要内容：
1、以“自强”为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2、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如在上海创办的最大的民用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时推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3、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洋务运动

5. 如何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如何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周育民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
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当然要注意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但更要注重他们对于后世历史发展产生的正负面影响。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多数是从洋务企业的官督商办等制度束缚了私人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的。诚然，对于洋务企业中的衙门作风、封建官场贪污腐败的渗透等等，早期维新思想家都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事实上，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对洋务企业制度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洋务企业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批评，并不是要取消洋务运动，而是要求在实践中打破封建体制的束缚，将洋务运动推进到更高的层面。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维新运动，旧的官督商办体制基本上被冲破了。何以冲破？还在于洋务派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百日维新开始的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依然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为准则，只是把单纯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等所谓“西政”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之间启后承前的关系。维新变法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扬”的是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内核，“弃”的是洋务派因历史条件局限而采用的官督商办的外壳。因为维新变法“否定”了洋务运动而在历史研究中全盘否定洋务运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对于作为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由他的基本事业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决定，既不依他的主观动机为转移，也不依后人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所转移。李鸿章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签订过《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简单地以进步或反动、卖国或爱国盖棺论定。他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维护者、殉葬者，也是一个被新时代迅速淘汰的开拓者。他致力修补的清王朝“破屋”已经倒塌，而用来“补天”的石块，却成为新世界发轫的起点站。“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破屋”倒塌的废墟，李鸿章不过一陪葬的“李文忠公”；侧看新时代的高峰，李鸿章却站在海拔的始点。

6.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有什么成就？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后，在上海与洋人展开了频繁的接触与联合。
同治二年，李鸿章曾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攻陷苏州后，把弹药厂迁到苏州，改为洋炮局。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又搬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搞了30多年洋务。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成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主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在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规模也最大，除金陵制造局外，还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同治四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的美商铁厂，很快又并入原属清政府的2个小炮厂，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若干年后经过发展成为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个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其设备是从美国进口，并雇请英、美、德等国技师。同治5年，由于厂址狭小，又从虹口迁到高昌庙。及后不断扩充，先后建了汽炉、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炼钢等14个分厂和1个译书局，人员最多时达几万人。在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制造了不少武器，译书局也翻译了一批国外科技图书。在总局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徐寿、华衡芳等人，在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接手了天津机器局。他首先对原厂的人员进行调整，并做了扩充和整顿，换上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又从香港请来很多技术工人。该厂主要生产枪、炮、水雷、子弹、开花弹等，设备购自英国，这个厂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由于军事工业筹措经费困难，洋务派就广开财源””求富””。他们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在民用企业中，又以李鸿章经手兴办的为多，有许多企业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得到清廷允准的条件下，擅自兴办起来的。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先后起用买办出身而又谙熟技术管理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局务。以后他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虽然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航业的垄断。开业的3年，招商局挤掉了外国轮船公司1300万两白银的利润的市场份额，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
同治十三年，洋务派与顽固派继同治六年有关同文馆招生问题辩论后，再一次展开大辩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洋船洋器和筹备海防问题。总理衙门先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6条措施。李鸿章是””6条””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倡导者，他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各省配备近代武器，用西法采煤、建铁路，培养和选拔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两派经过一场激论斗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的意见占了上风。当年李鸿章被授文华殿大学士。
光绪三年，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直隶唐山地区的煤炭，光绪七年正式出煤，年产量3万多吨。当年，在奕祈的暗中怂恿下，他先斩后奏修建唐山至骨各庄的铁路。光绪十二年又向西延长到芦台，长85公里，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置铁路公司进行运营。第2年，李鸿章主持将铁路由芦台又向西延长至天津，光绪二十年，开滦煤矿年产量已发展到70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型煤矿。这是洋务派所办煤矿中最大和成果最好的一个。这个煤矿采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货栈，在中国近代影响非常大。
另外，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李鸿章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光绪五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局，在国内设7个分局，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通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光绪七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负责，聘请美国人任教习，开中国人机器织布先河；光绪十四年，在黑龙江设漠河矿务局，在当地采金。年产量近2万两。挤走了沙俄抢掠全国黄金的””采矿事务所””。
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同时，还试图推进科举改革，培养””制器之人””，即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在同治六年的辩论中，他主张科举专设传授和学习各种制造技术一科，单独取士。虽未获准实行，但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中，不仅让学生学外语，还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无疑是一个突破。由此李鸿章大兴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天津电报学校；他还主张向欧美的几个国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这是中国派出留学生的先声。通过这些新式学校和留学生，一大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被培养出来。
在军事上，李鸿章除用最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自己的淮军外，最令举世瞩目的是创办了北洋海军，这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同治十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添置新式炮台，当年又调江南和福州船厂的两只船到天津巡海。同治十三年丁日昌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3支海军，李鸿章予以坚决支持。光绪四年清政府决定先设北洋水师，以后再建东洋、南洋水师。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购买4条炮舰，报请由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海军日常事务。次年，命人设计出黄地蓝龙红珠的长方形海军旗。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设海军衙门，由奕祈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任会办大臣，实权由李鸿章掌握。李鸿章凭借手中的权力几年中添置了10余艘新船。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舰队中有排水量达7千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还有各种巡洋舰、炮舰、练习舰、鱼雷艇及各种杂差船只近50艘，力量在当时已经超过了日本。然而由于北洋海军建军以后，为筹备甲午年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舰队没办法再加更换和扩充。而日本则针对中国的海军水平，组建了新舰队，在火力和速度等方面，不久就超过了北洋舰队。

7. 洋务运动体现李鸿章的什么主张

“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清朝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对外主张,历来颇受争议。李鸿章在这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将中国带出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那种"外交虚无"的状态,主动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等一系列新外交理念,使中国的外交决策开始理性化,人们也常将洋务时期的外交称为"李鸿章外交"

8.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前后期的所作所为

李鸿章称得上十九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他预见了日本对于中国的野心，并且认为，近代国家的生存必依赖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和日本孰强孰弱，关键在于谁能变化更快;并且改革首先在于人才的培养。看准了这些，他领导了洋务运动一系列的事业建设。用现在的话来讲，当时事业建设的动机在于加强国防建设。国家需要军队，军队需要使用军器，于是建立了军用机械厂，同时军器需要人来操纵使用，于是他开办学堂、派学生海外留学来培养人才;有了军队需要有适应军队的交通，于是有了造船局、电报局、铁路建设;同时军队需要大量军费开销，于是他创办了招商局及手工业如制布厂。他在经济、教育和交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除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外，其余三大兵工厂由李鸿章创办或接办。他一手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实力最为雄厚，能够仿制洋枪洋炮，制造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水平，也能造出轻吨的轮船或军舰。西学为用以蒸汽机的机器生产完全代替了手工劳动，是近代化的根本标志，李鸿章正是使得这种巨变发生的第一人。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因此，民用企业的创办既为加强国防近代国防建设提供了军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于是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虽然他走在清王朝的前列，但很多人指出他没有意识到政治学习。实际上他的变局观已经反映出他对时局的冷静、理性思考。李鸿章自戏为“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装饰一新。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深处既要忠于朝廷又不能得罪洋人的夹缝中推行社会改革，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但最终洋务运动还是破产。泱泱大国，在没有足够的实力的条件下，却让李鸿章独自承担超越其个人能力的责任，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