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巴金是个什么样的人？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是热爱生活、喜爱儿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热爱写作、珍惜时间、谦虚谨慎的人。

2. 巴金是怎么样的人？

简单点：热爱生活，喜爱儿童，谦虚谨慎的人
 
百岁的巴金已经垂垂老矣，病卧在床，对于今天的世事已经不再能够像以往一样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沧桑巨变已经无法进入老人的视野。虽然老人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使得他的生命的创造得到了完整的展现，但他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已逝的二十世纪对于今天的意义，象征着“五四”和中国现代文学仍然和今天具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他是那个时代仅存的大师，他的存在仍然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时代，让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一个“现代性”的文学的宏大叙事已经被瓦解，现代性的精英文学已经不再居于文化的支配地位的时代，巴金的存在毕竟说明曾经有过的那种被文学感动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巴金乃是中国现代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的两个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阶段是从他开始创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巴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以他的杰作影响者他的读者。

　　这个阶段是他的创作最为活跃，对于中国社会不断构成冲击的的时期，也是创造力强大的时期。他在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同时，还编辑刊物主办出版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声望的来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为人们熟悉，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其中对于传统大家庭的复杂和压抑的深入表现，变成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源头。但其实巴金的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动中国的作品。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的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最好的象征。而他对于 “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当时的青年为之震撼。

　　巴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随想录》，这些短章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和自由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

　　第一个阶段，他的作品期望让“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

　　而第二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

　　巴金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以率真的、自白式的强烈的风格感动了他的同代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传统的秩序的愤懑和仇恨，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他的成名作《灭亡》现在并不广为人知，却就具有一种不安和愤怒的基调。主人公杜大心的悲愤和痛苦都显示了巴金对于人性探究的深度。这部作品中的杜大心对于“人”的仇恨其实与他对于人类的爱相互交织。杜大心式的绝望是强烈热情和幻象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从《灭亡》开始，巴金就接触了“革命”和年轻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里的知识分子渴望和底层的人民建立联系，却仍然极度孤独和极度敏感。这一主题在《爱情三部曲》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在这部由《雾》《雨》《电》组成的三部曲是巴金本人最喜欢的作品。这部作品涉及了革命、爱情、暴力等主题，延续了《灭亡》的思考方向，显示了民国时代混乱中国社会对于都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压迫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激进思想的强烈的影响。

　　他的这些作品正好应和了二十世纪前期席卷世界的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的诉求。他在一种高度都市性的氛围中表现了一种激进和浪漫的想象。《灭亡》和《爱情三部曲》都充满了心理的复杂表现，充满了浪漫的激情和强烈的主观性。他通过高度主观的表现体现了一种都市性和青春化的“现代性”。这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来说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对于他们在价值、行动和感情方面的种种危机和困扰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李健吾曾经指出：“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才从旧家庭的囚笼中打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实际是为了自己），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请求苟安的传统的势力－－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励，安慰。……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先生来了，巴金先生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巴金的作品如此鲜明地表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全部的热情，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和矛盾。

　　真正使巴金进入大众和三十年代以来的流行文化的无疑是《家》《春》《秋》。这些作品仍然有强烈的热情，却又有曲折的情节，有类似“情节剧”的催人泪下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巴金真正变成了一个当时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国内地城市的压抑，传统大家族的钩心斗角，感伤的情绪和复杂的纠葛，都有某种张恨水式的调子，让当时时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阅读群体－－市民阶层也迷恋这些作品。我们今天熟悉的觉新的软弱和他与梅的情感、瑞珏的难产等等情节都是我们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当时的市民品味认可的一种“现代性”。而巴金同时通过对觉慧的叛逆的表现和许多激情的表述仍然通过保持着他的启蒙的现代性的激情。这两者的结合和对故事和细节的关注都使得这些作品获得了声誉，巴金的写实性开始和他的主观性有了平衡。他的最为接近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小说是四十年代写作的《憩园》和《寒夜》，这些作品含蓄深沉，对于日常生活的微妙性的观察更加深入，他通过这些作品重新探讨在时代的危机中处于困境的中国家庭的状况。这些作品的那种无奈的同情和悲悯的情怀也一直成为感动中国的要素。

　　巴金的力量在于他终于找到了“新文学”和市民文化的某种交流和沟通的点，从而完成了五四新文学和作为“鸳鸯蝴蝶派”基本受众的市民的联系。巴金的文字的有趣之处正在于的感伤抒情的风格在某一方面正好和经过了解放后的许多波折和试炼，新时期之后的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关切。他的五四情怀仍然是文章的主调，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时刻体现出来。《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其中通过为当时上映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

　　《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其实，《随想录》也是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具体而微的讨论提供给人们一种通俗、明快的价值观念。也是试图培养他的市民读者的文化的敏感性。而当时这种敏感性的缺乏是如此严重。

　　巴金曾经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关键的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价值已经回归历史，也不断有对于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质疑，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的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我想，他的自由精神对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社会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追求和探索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他的“现代性”的追求固然宏大，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其实也强调世俗日常生活的满足和个体的生命的欣悦的意义。无论是《家》、《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巴金都有强烈的“世俗关怀”，都期望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采。而这种丰富多采似乎在消费文化中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在这一方面，其实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费时代的价值有相当的相关性。我不认为，巴金和今天的消费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对立。相反，巴金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人们多元选择的可能。巴金当时追求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元性的开端。无论如何，今天的消费文化的多样选择的活力还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当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能够让我们反观消费文化的弱点和问题。消费文化具有的仅仅追求市场成功和物质满足的方面当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随想录》其实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金也给了今天很大的启迪。

3. 巴金是怎样的人

百岁的巴金已经垂垂老矣，病卧在床，对于今天的世事已经不再能够像以往一样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沧桑巨变已经无法进入老人的视野。虽然老人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使得他的生命的创造得到了完整的展现，但他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已逝的二十世纪对于今天的意义，象征着“五四”和中国现代文学仍然和今天具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他是那个时代仅存的大师，他的存在仍然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时代，让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一个“现代性”的文学的宏大叙事已经被瓦解，现代性的精英文学已经不再居于文化的支配地位的时代，巴金的存在毕竟说明曾经有过的那种被文学感动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巴金乃是中国现代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的两个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阶段是从他开始创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巴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以他的杰作影响者他的读者。   这个阶段是他的创作最为活跃，对于中国社会不断构成冲击的的时期，也是创造力强大的时期。他在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同时，还编辑刊物主办出版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声望的来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为人们熟悉，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其中对于传统大家庭的复杂和压抑的深入表现，变成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源头。但其实巴金的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动中国的作品。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的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最好的象征。而他对于 “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当时的青年为之震撼。   巴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随想录》，这些短章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和自由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   第一个阶段，他的作品期望让“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   而第二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   巴金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以率真的、自白式的强烈的风格感动了他的同代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传统的秩序的愤懑和仇恨，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他的成名作《灭亡》现在并不广为人知，却就具有一种不安和愤怒的基调。主人公杜大心的悲愤和痛苦都显示了巴金对于人性探究的深度。这部作品中的杜大心对于“人”的仇恨其实与他对于人类的爱相互交织。杜大心式的绝望是强烈热情和幻象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从《灭亡》开始，巴金就接触了“革命”和年轻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里的知识分子渴望和底层的人民建立联系，却仍然极度孤独和极度敏感。这一主题在《爱情三部曲》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在这部由《雾》《雨》《电》组成的三部曲是巴金本人最喜欢的作品。这部作品涉及了革命、爱情、暴力等主题，延续了《灭亡》的思考方向，显示了民国时代混乱中国社会对于都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压迫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激进思想的强烈的影响。   他的这些作品正好应和了二十世纪前期席卷世界的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的诉求。他在一种高度都市性的氛围中表现了一种激进和浪漫的想象。《灭亡》和《爱情三部曲》都充满了心理的复杂表现，充满了浪漫的激情和强烈的主观性。他通过高度主观的表现体现了一种都市性和青春化的“现代性”。这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来说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对于他们在价值、行动和感情方面的种种危机和困扰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李健吾曾经指出：“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才从旧家庭的囚笼中打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实际是为了自己），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请求苟安的传统的势力－－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励，安慰。……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先生来了，巴金先生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巴金的作品如此鲜明地表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全部的热情，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和矛盾。   真正使巴金进入大众和三十年代以来的流行文化的无疑是《家》《春》《秋》。这些作品仍然有强烈的热情，却又有曲折的情节，有类似“情节剧”的催人泪下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巴金真正变成了一个当时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国内地城市的压抑，传统大家族的钩心斗角，感伤的情绪和复杂的纠葛，都有某种张恨水式的调子，让当时时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阅读群体－－市民阶层也迷恋这些作品。我们今天熟悉的觉新的软弱和他与梅的情感、瑞珏的难产等等情节都是我们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当时的市民品味认可的一种“现代性”。而巴金同时通过对觉慧的叛逆的表现和许多激情的表述仍然通过保持着他的启蒙的现代性的激情。这两者的结合和对故事和细节的关注都使得这些作品获得了声誉，巴金的写实性开始和他的主观性有了平衡。他的最为接近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小说是四十年代写作的《憩园》和《寒夜》，这些作品含蓄深沉，对于日常生活的微妙性的观察更加深入，他通过这些作品重新探讨在时代的危机中处于困境的中国家庭的状况。这些作品的那种无奈的同情和悲悯的情怀也一直成为感动中国的要素。   巴金的力量在于他终于找到了“新文学”和市民文化的某种交流和沟通的点，从而完成了五四新文学和作为“鸳鸯蝴蝶派”基本受众的市民的联系。巴金的文字的有趣之处正在于的感伤抒情的风格在某一方面正好和经过了解放后的许多波折和试炼，新时期之后的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关切。他的五四情怀仍然是文章的主调，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时刻体现出来。《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其中通过为当时上映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   《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其实，《随想录》也是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具体而微的讨论提供给人们一种通俗、明快的价值观念。也是试图培养他的市民读者的文化的敏感性。而当时这种敏感性的缺乏是如此严重。   巴金曾经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关键的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价值已经回归历史，也不断有对于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质疑，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的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我想，他的自由精神对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社会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追求和探索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他的“现代性”的追求固然宏大，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其实也强调世俗日常生活的满足和个体的生命的欣悦的意义。无论是《家》、《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巴金都有强烈的“世俗关怀”，都期望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采。而这种丰富多采似乎在消费文化中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在这一方面，其实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费时代的价值有相当的相关性。我不认为，巴金和今天的消费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对立。相反，巴金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人们多元选择的可能。巴金当时追求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元性的开端。无论如何，今天的消费文化的多样选择的活力还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当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能够让我们反观消费文化的弱点和问题。消费文化具有的仅仅追求市场成功和物质满足的方面当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随想录》其实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金也给了今天很大的启迪。

4. 巴金是那里的人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扩展资料：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5. 巴金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巴金从小目睹了封建大家庭内部腐败堕落、勾心斗角的生活方式，封建专制主义压迫摧残年轻一代的暴戾行径。在他父亲的衙门里，还看到过封建统治者对于平民百姓的迫害，从而触发了对于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反感。另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劳动者的善良品质和悲惨命运，激起了他“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他勇敢地宣称：“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早在那个时候，生活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撒下了作为封建制度、封建家庭的叛逆者的种子。


15岁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广泛传播的各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使巴金在惊奇和兴奋中，受到从未有过的鼓舞和启示。他密切地注视着运动的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以及一些新出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读物。原先从实际生活的感受中滋长起来的怀疑和反感，开始找到了理论上的解释和指引；本来只是个人的思考和摸索，也开始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斗争洪流中。巴金的生活和思想因此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他说：“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五四运动，推动他走上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热情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战斗道路。1923年，他从家庭出走，离开闭塞的四川来到上海、南京求学，一度还想报考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1927年初，赴法国学习，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继续如饥似渴地寻找社会解放的真理。


对巴金说来，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在“五四”前后传播的各种思潮中，最吸引他的是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政论《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鼓吹这种思潮的读物，都曾给过他很大的激动和启发，由此逐步形成巴金青年时代的人生信仰和政治观点，指引他走上生活的道路。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政论。从此开始到20年代末，他一直怀着极大的热诚，翻译编写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思潮。人们那时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几乎有同样的吸引力。到后来才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许多寻求革命真理的先进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这样曲折的路途。现代中国作家中，巴金在这方面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思想跋涉是艰苦的。这种蔑视一切权威和约束的思潮推动巴金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他坚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也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和旧世界决裂的鲜明的、激进的色彩。与此同时，这种思潮又或多或少地妨碍巴金正确理解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一个时期内持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或保留，给他的生活和创作带来某些消极的影响。不过，巴金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中国人民的实际问题，因此他能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自己的理解和行动，即使在最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也能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不仅使他当时有别于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使他经过10多年的思考探索，终于和这种思潮分道扬镳。


巴金最早的创作，是发表在1922年7月~1922年11月《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副刊）和1923年10月《妇女杂志》上的一些新诗和散文。它们传达了“被虐待者的哭声”，闪现出“插着草标儿”的“丧家的小孩”、轿夫、乞丐……的面影，指出世上绝没有主动将财富送给穷人的富豪，“要想美的世界的实现，除非自己创造”。这些带有习作性质的作品，当时和后来都很少为人提及；但是，从现实生活吸取题材，注意尖锐的社会压迫和阶级矛盾，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唤人们起来反抗，将抗争的锋芒直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革命的激情以至于晓畅热烈的文字等，都已显示出巴金以后几十年创作的基本倾向和特色。


他的正式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27年旅法期间。在初到异国的孤独单调的日子里，过去许多经历、见闻在回忆里复活过来，“为了安慰我这颗寂寞的年青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四一二”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准备迎接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推入新的苦难的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被巴金奉为“先生”的凡宰地免受死刑的抗议运动，而美国政府不顾各国舆论的警告，仍然下令将他处死。这些重大变故，都使巴金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懑。为了寄托和发泄这些激情，他又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篇章。到了1928年夏天，经过整理和增删，就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小说写的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从一开始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末尾革命者的头颅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中间穿插着封建家庭破坏青年男女的恋爱，工人因为运送革命传单被杀害等情节，表明这是一个到处都沾满了“猩红的血”的世界。小说以主要的篇幅描写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其实也就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不过，残酷的社会现实、痛苦的个人经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还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使他染上很深的厌世情绪，“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他的行动因而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盲动性质。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企图暗杀戒严司令。结果对方只受了轻伤，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家赞美他的献身精神，同时看到并且写出了这种个人恐怖行动并无多大意义。巴金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的死而哭”，并把杜大心称为“病态的革命家”。杜大心的形象，很可以表明巴金的前期创作中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他对于这种思想的突破。


1929年初，《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情节固然很有吸引力；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兄妹之间展开的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是讴歌还是诅咒，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是逐步改良还是彻底摧毁的争论，全书时而昂奋时而抑郁、骚动不安的基调，以及杜大心自我牺牲的行为等，更在迫切地寻求前途的青年读者中间，激起强烈的反响。正如一位读者所陈述的那样：《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的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号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他们不只是深切地体会了作家总的创作意图，而且准确地感受到了作家情绪上的起伏波动，沉浸在同样的痛苦和欢乐、幻灭和期待之中。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真正的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所以，虽然《灭亡》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思想上也存在着弱点，但却立即成为1929年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这个出乎意料的成功，使巴金第一次发现，文学创作可以成为自己同那些和他一起经受生活煎熬的青年们精神联系的手段。他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的续篇《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在杜大心牺牲的激发下，先后走向革命的故事。小说采用日记的形式。作品渲染了群众的麻木落后，革命者的孤独寂寞——他们只能靠着“信仰”坚持生活和斗争，因而涂抹了一层阴郁的颜色。不过，李冷在就义前想到的，却是“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体的生命上，那么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广延，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可见作家胸怀“大心”，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的命运，瞩目的是经过斗争、牺牲达到的未来。他希望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起更多的后继者，共同起来推翻罪恶的旧世界。虽然这样的信念失之空泛，在艺术上也没有得到充实的表现，却还是具有一定的鼓舞力量。


在前期创作中，巴金自己最喜爱的是总题为《爱情三部曲》的三个中篇。第一部《雾》篇幅短小，主要描写周如水的爱情生活。他虽是“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却摆脱不了封建道德观念的羁绊，在恋爱中表现出软弱、优柔寡断的性格，因此失去了心爱的人。到了《雨》中，在再一次恋爱失败以后，投江自杀了。第二部《雨》的人物比《雾》多，情节也较为复杂，几个人物的形象比较丰满。小说着重描写的是“热情的，有点粗暴浮躁”的吴仁民与郑玉雯、熊智君的爱情纠葛。但这并不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而是提出了应该如何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的严肃课题。作品中两个女子结局都很凄惨，吴仁民却终于摆脱了感情的牵制，完全投身革命的斗争中去。在第三部《电》里，前面两部作品中的一些人物，逐步成熟，显示出作家所说的“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有关爱情的描写已经不多，不再以此作为贯串的线索了。作品通过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方面的活动，展现了某城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斗争。青年人的真诚友谊、坚定信仰、勇于献身的精神和行为，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而言，这是三部曲中最为宽广的。《电》也是巴金最喜爱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关于是否应该采用个人恐怖手段反抗反动势力的论辩。作家反复说明“我们恨的是制度，不是个人”因此“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和《灭亡》相比，《电》较为清晰地强调了这一思想。不过小说仍以较多笔墨描写恐怖行动，歌颂牺牲精神，使那些“英雄”比“平凡的人”更有光彩。这些地方，反映出巴金思想感情上深刻的矛盾。


从《灭亡》到《爱情三部曲》，主人公都是一些作为旧世界的叛逆者的知识青年。他们出身剥削阶级，但决心献身于被剥削者的解放事业他们以人民的代表自诩，却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灵魂。他们的勇敢和脆弱，信心和空虚，往往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巴金一再提到他是从自己的朋友身上提取这些人物形象的素材的。他不仅熟悉而且热爱他们，总是用饱和着真挚感情的画笔，描绘下他们的身影，表达他们的情绪。不容否认这些作品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消极影响，但它们的确真实地记录了这些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斗争，真切地刻画出他们复杂的、常常是有些病态的精神风貌。具有类似的矛盾和苦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20年代、30年代的现实社会中，为数不少。把这种类型的形象带进文学画廊，正是巴金的小说能够激动那么多青年读者的重要原因。


巴金虽然以表现知识青年著称，却从一开始就触及到现代产业工人的斗争。《灭亡》出现过革命工人张爱群的形象，随后又在中篇《死去的太阳》中以更多的篇幅展现了南京工人为了抗议“五卅”暴行掀起的罢工运动。30年代初，巴金接连写了2部主要描写工人的中篇：《砂丁》写的是锡矿工人的生活，《雪》（原名《萌芽》）写到了煤矿工人的斗争。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幅阴暗的画面：工人的苦难，不仅在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贪婪的资本家掠夺去了，还有更多的中世纪式的非人折磨——从被诱骗到矿山起，一直到被埋进土坑（死了的或者被活埋的），他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毫无保障。矿山对他们说来，无疑是座死牢。小说也写到了工人的朦胧的觉醒，从自发的个人反抗到初步组织起来的罢工斗争。作家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作品里的工人形象虽然不很成功；但就真实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生活——无产阶级所忍受的种种惨无人道的超经济剥削这一社会现实而言，小说还是写得出色的。


从1929年起，巴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到1937年抗战爆发，已经写下60余篇，分别收入《复仇》、《光明》、《将军》、《发的故事》等11个集子。这些短篇描绘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取材异域生活的篇什，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篇是以法国人为主人公的，此外像俄罗斯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奥地利人、犹太人、日本人、朝鲜人，尤其是其中的革命者和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都常常是巴金短篇的主角。这些作品，少数是根据历史文献、传记提供的素材改编而成，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作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有了认识和思想感情的交流以后写下的。在五颜六色的异国风光中，表现的同样是民族压迫阶级对立的严酷生活，同样是反抗不合理制度的英勇斗争。“五四”以后，随着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中外交流的增加，从内容到形式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明显的影响。外国题材较多地进入中国作品，正是其中的一个变化。巴金的短篇就是很好的例子。取材国内生活的短篇，也写到了现实社会的多种矛盾。《煤坑》、《五十多个》、《还乡》、《月夜》、《一件小事》等篇，反映工农群众在天灾人祸、在地主资产阶级沉重摧残下的苦难和抗争。《知识阶级》、《沉落》等篇，鞭挞了上层知识分子的堕落。《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春雨》、《雷》、《星》等，则以作家熟悉的革命者或者在苦闷中寻路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透露出较多的理想的闪光。


巴金的短篇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不少属于书信体或日记体。其中的“我”可能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可能是事态发展次要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后来解释自己常用这类写法，积极的原因是可以直接“倾吐自己的感情”，消极的原因是便于对“不知道的就避开”不写。他的小说大多数较多主观感情的抒发，较少客观生活的刻画。巴金还说过：“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他一般地不怎么注意结构故事、剪裁情节、节制文字等方面的推敲而是感情奔放，一泻千里，读来激动人心，十分流畅。


尽管如此，巴金的短篇仍然是丰富多彩、色彩缤纷的。隐藏在落魄的音乐师难听的歌声里的，原来是一场不幸的恋爱悲剧，通篇笼罩着淡淡的哀怨（《洛泊尔先生》）。从断了弦的三角琴，引出了一个流放西伯利亚的热爱艺术热爱自由的俄罗斯农民的庄严形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专制制度的控诉（《哑了的三角琴》）。取材法国大革命的几篇，用颜色鲜艳的画笔，很有气势地渲染出时代的狂风暴雨，并在这样的画面上凸现出几位历史巨人的面影（《马拉的死》等三篇）。这些作品，带有比较鲜明的浪漫主义的情调。收入《抹布》集里的两篇：《杨嫂》叙述一个处身社会底层的女佣的悲惨经历，《第二个母亲》描写一个栖身上层社会任人玩弄的女性的痛苦生活，以她们的善良和热爱生活，反衬出社会的冷酷，洋溢着人道主义的义愤。《将军》塑造一个潦倒上海滩、靠着妻子卖淫为生的白俄贵族的形象，从昔日的荣华和今天的破败的强烈对比中，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神·鬼·人》的前两篇（《神》、《鬼》），通过一连串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刻画出几个日本人苦于现实生活的磨难，转向宗教寻求解脱的空虚苦闷的灵魂。这些作品，有较多的细节描写，人物形象丰满，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另外，在《幽灵》、《狗》等篇中，吸取了一些象征的写法。《长生塔》各篇，都是童话。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作家借象征和比喻，表达对于阶级压迫的抗议，宣告不合理制度终将消灭的信息，艺术上别具一格。虽然在巴金的整个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影响，不如长篇和中篇，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特点，显示出作家多方面的才能。


他的第一个散文集《海行杂记》是在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即在1927年初去法国的旅途中，用散文写下沿途的见闻。当时的目的是写给他的两个哥哥看的；结集出版，已经是巴金成为著名小说家以后的事了。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包括作家本人自己）一直以《灭亡》，而不是《海行杂记》作为他的文学生涯的起点。


巴金的散文数量不少，在前期就出版了近10个集子。体裁包括游记、随笔、速写、杂文、书信、回忆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叙述自己生活、思想和创作的那些篇什（分别收入《忆》、《短简》、《生之忏悔》等）。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也许是一位最喜欢跟读者交谈的作家，而且总是谈得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他在给一个青年学生的信中说过：“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些散文，就特别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与读者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感情的特点。它们不仅因为写得生动、热情充沛，受到读者的喜爱，还因为提供了有关作家生平和创作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为研究者所重视。在另外一些散文中，巴金善于用速写的形式，勾勒出社会的众生相。如《一九三X年·双十节·上海》摄下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民的几个镜头；《鬼棚尾》揭露反动政府纵容娼妓卖淫，从中征收“花捐”的卑鄙勾当；《一千三百圆》写到公开买卖妇女的行为；《赌》画出大小赌场的情景——这是一个必须推翻的旧世界。在《木匠老陈》、《一个车夫》中，刻画了劳动者正直、倔强的性格；《一个女佣》叙述一个农妇愤然复仇，杀死土豪，敢作敢当的事迹；《农民的集合》正面描写了广东农村正在兴起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突出的是潜藏在人民身上的巨大力量。此外，像《鸟的天堂》描绘南国乡野的景色：茂盛的榕树，欢叫的鸟群，跃动着自然界蓬勃的生命力，也是为人称道的作品。


巴金的散文，文字清丽流畅，善于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的情节中回荡，事态随着情绪的湍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他的散文不追求外在的精雕细作，而能在娓娓道来的朴实的语言中，传达出强烈的激情，给人以思想上的启示和艺术上的享受，具有一种内在的魅力和光彩。在现代中国的散文创作中，巴金是形成独特风格、自成一家的突出的一个。

6. 巴金是哪里人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扩展资料：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7. 巴金是哪里人

巴金是中国四川成都人。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fú)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当代作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激流三步曲》、《爱情三部曲》等。
巴金的文学思想核心是真与善，小说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早年因第一部小说《灭亡》渐渐被大众熟知，其后十年精力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与《寒夜》等作品更是使他成为了80年代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曾获国际但丁文学奖、人民作家、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等荣誉。

巴金人物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了《半月》杂志的工作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 。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发表在《半月》刊第17号刊载上。

1922年2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待）者底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922年冬，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1923年，到上海求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

8. 对巴金有怎样的了解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半个世纪以来，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从“说真话”到“写真实”以一贯之于他的全部人生经历和创作活动中，他多次强调“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同时巴金还贡献了以“两个一致”的典型化方法和“比较象活人”的性格真实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追求真实，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他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 30 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巴金也因此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