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彝的引入新标点

1. 张德彝的引入新标点

鸦片战争以后，新思想传入，西洋标点也跟着进来了。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风景、名物、风俗习惯都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在1868年－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虽然张德彝不是在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2. 张德彝的相关事件

滞留凡尔赛当旁观者几经辗转，张德彝终于出了巴黎，并随崇厚等人于3月30日来到凡尔赛，先后见到了法国政府首脑梯也尔、外长法弗尔等人，但是被巴黎公社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法国政府无暇顾及“天津教案”。因而使团又在凡尔赛滞留，直到6月初巴黎公社被镇压才返回巴黎。这样，崇厚、张德彝等人作为旁观者，再次从凡尔赛的角度观察并记叙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相关情况。张德彝到凡尔赛的头一天晚上，就见旅馆外“兵马云集”，原来是政府军队不愿与革命军作战，政府不得不调动海军来镇压革命。后来，政府军与公社部队不断发生激烈的战斗，张德彝等人都有目睹。4月3日，公社调集4万国民自卫军，分三路向凡尔赛进军，政府军出城迎战。由于久攻巴黎不下，凡尔赛军队采取炮轰巴黎的战术，张德彝目睹当时的情况是，巴黎城是“浓烟冲突，烈焰飞腾”，好像烧着了几千间房屋一样。5月21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动了总攻。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23日，张德彝在凡尔赛第一次见到了被抓获的公社人员两万多人。张德彝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受到胁迫的穷民，并无太大罪过，但想到他们不久就会受刑，心里也不禁十分难过。28日，公社遭到镇压，29日，张德彝在凡尔赛目睹了“胜利之师”三四万人的归来。这些人面目黝黑，步履蹒跚，有的走着走着就躺在了地上。这支刚刚投降过普鲁士，又拿起枪镇压本国起义者的军队，完全没有胜利之师的模样！再回巴黎完成使命5月28日，巴黎公社遭到镇压，大批起义人员被处死。6月初，张德彝随崇厚再次进入巴黎。张德彝等人目睹了政府军追捕、屠杀起义者场景，多次真实地记录了公社社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张德彝刚到巴黎当天，就在大街上见到被俘公社人员两千多人，这些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一点也没有惧怕的意思。可见，张德彝对于慷慨就义的公社战士，还是颇有几分同情的。当时的中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清朝官员能有这样的态度，十分难能可贵。之后，张德彝等人在巴黎参加了两个“善后”事宜。一个是参观了被推倒的旺多姆圆柱。旺多姆圆柱原是拿破仑一世战胜敌国时，用缴获的铜炮改铸而成的。5月6日，公社拆毁了这一象征着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圆柱，并推倒了拿破仑的石像。二是参加了凡尔赛当局为原巴黎大主教达尔布达瓦举行的葬礼。4月初，公社为清除反革命的势力，颁布关于人质的命令，捉获并处死了达尔布达瓦主教。凡尔赛军队夺取巴黎后，6月上旬为他举行葬礼，并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中国使节也在被邀之列。崇厚使团既然是为“天津教案”谢罪而来，此时又将此事向法国政府说明。但梯也尔政府一直未顾得上理会。直到当年12月，梯也尔才正式接见中国使团，接受国书，并相互致词。经历梯也尔的一番训斥之后，崇厚一行也完成了他们赴法国的使命。清人张德彝当时正在巴黎，目睹了巴黎社会的情况，是巴黎公社的见证人。张德彝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外语。1870年6月，因外国教堂“迷拐幼孩”，强占民地，欺压百姓，天津群众怒不可遏，焚毁法、英、美等国教堂，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外国职官20余人。“天津教案”发生后，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联合抗议，清廷特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乞情致歉”，张德彝随同前往，充当翻译。在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起义前夕，抵达法国波尔多的崇厚一行派张德彝到巴黎为中国使节寻找馆舍，由于巴黎戒严，张德彝困顿巴黎，被迫成了巴黎公社的见证人。张德彝是清代游历最广的人，他将游历15国的情况写成游记，其中第三部分游记《三述奇》主要记载法国见闻。张德彝写道，他初进巴黎，看到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国家危亡之际，政府官员还“游玩看剧”，而工人正在迅速武装起来，与政府卖国活动作斗争。当梯也尔下令政府军镇压工人时，一些政府军“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工人武装击败政府军，“枪毙官兵数十人”，以梯也尔为首的政府军败北，逃往凡尔赛。接着工人武装进入巴黎市中心，“巴里（黎）无主也，叛勇（工人武装）行令”。张德彝亲自目睹工人武装占领市政厅和其他政府机关，政府军及其官员纷纷逃走，工人阶级主宰一切。但缺乏政治经验的巴黎无产阶级，没有立即进攻反动巢穴凡尔赛，消灭反革命力量，过早忙于公社选举，使反动势力赢得喘息机会，与普鲁士相勾结，一起围剿巴黎公社。张德彝写道：“四月初六（五月二十四日），炮声不绝”，反动派攻占巴黎，工人武装顽强斗争到最后。张德彝看到大批工人倒在血泊中，但他们面对死亡，“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张德彝占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称巴黎工人为“叛勇”，这不足为怪。后来，张德彝曾被清政府任驻英、比、意公使；回国后，1891年，又任光绪帝的英语老师。

3. 张德彝的与集邮

集邮活动在中国已开展100多年了，当初源自西方的“集邮”活动何时传入封闭的大清帝国？谁又是中国第一个邮票收集的爱好者？由于历史久远，恐已难以考证了。但中国第一位用中文记述“集邮”活动的人是有据可查的，他就是中国外交官张德彝。 张德彝（1847-1919），本名张德明，字在初，清汉军镶黄旗人。1862年，作为第一批学主之一进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仓协的同文馆学习，经三年于1865年毕业；1866年随赫德等游历欧洲法、英、比、俄等10国；同年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任翻译；同治九年至十一年（1870-1872年）随崇厚出使法国；光绪二年（1876年）随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使郭篙焘到沦敦使馆任翻译，其间1878年至1879年，曾随崇厚赴俄；1887年随洪钧至柏林使馆任随员；1891年曾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1896年随罗丰禄出使英、意、比为使馆参赞；1901年随那桐到东京使馆任参赞事；1902至1906年任出使英国大臣，其间专使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和瑞士等国。 时大清皇帝，要求驻外使节将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定时向朝廷秉报。张德彝遵皇命，从1867年起，就陆续将海外见闻写成《航海述奇》、《再述奇》、《八述奇》等约二百余万字的八种述奇。 其中《再述奇争》（又名“欧美环游记”）之“英吉利游记”一章“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初六日己卯”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英国的集邮情况：“闻英国二三年前，有种陋俗，凡收得信票者，张贴壁上，以多为贵，相习成风。女子有因无许多信票者而不得嫁者。据艾教习云，有贫妪英姓者，应得欠款银一百二十两，有百万旧信票者不能得，以故众人集得万余张送去。” 时距英国1840年发行“黑便士”邮票已有28年，可见英人集邮活动已较广泛开展，喜爱邮票程度也到如痴如醉。在相对开放和先进的张德彝眼中，对集邮爱好如此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而称之为“陋俗”；同时从侧面反映国人对“集邮”的生疏；中国人对“邮票”也不识，称之为“信票”。孰知时光流逝，物转星移，历史前进的潮流仅十年光景，大清光绪四年（1878年），中国也发行了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更为张德彝始料不及的是，当今中国集邮活动更是蓬勃发展，当初的“陋俗”已成为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 尽管张德彝对“集邮”见解有偏异，也许由于他的“述奇”，为“集邮”活动传入中国起到了介绍和传播的作用，也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位“集邮译论家”，开创了中国集邮史的先河。 附图为张德彝像，选自使团官员合影。

4. 京师大学堂受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的影响大

说到京师大学堂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它的前身——京师同文馆及其总教习丁韪良.作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为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而创办的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校.虽然同文馆开馆之初只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但它后来却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为清政府培养了众多的外交人才.在同文馆存在的40年历史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是第一位,也是对同文馆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一位总教习.他的任期长达25年. 
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成立.它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还行使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文馆后来也于1902被大学堂所兼并,变成一个专门为政府培养外交和翻译官吏的译学馆.在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推荐下,总理衙门同意由丁韪良来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具体教学和行政事务.1898年8月9日,管学大臣孙家鼐在一份报告京师大学堂筹办工作的奏折中,说:"丁韪良在中国日久,亟望中国振兴,情愿照从前同文馆每月五百金之数,充大学堂西总教习." 光绪皇帝当天就批复了孙家鼐的奏折,下谕"…至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据孙家鼐面奏请加鼓励,著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就这样,这位来自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成为了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

自从1869年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后,同文馆的教学可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丁韪良主持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成效显著,经主管同文馆的总理衙门奏请,清廷于1885年特别著赏他三品官衔.在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26年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成为了清王朝的栋梁之材,其中包括光绪皇帝的两位英语教师(张德彝和沈铎)和12位驻外全权大使.
正因为如此,1889年同文馆出版《增订格物入门》时,得到了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很高重视.光是看看这本书前面那些清政府高级官员们所写的序言,就让读者不敢小瞧了这套教材.当时的大学士和钦差大臣李鸿章写的序放在了最前面.他在序言中这样说道:"西人毕生致力于象纬器数之微,志无旁骛.其论形上之理虽与汉宋诸儒不同,若谓其于形下之学,一无当于圣人格物之旨,固不可也."对于该书的编著者丁韪良,李鸿章更是推崇备至:"丁总教习冠西,远方之杰,掌教都门同文馆,能读经史百家之书.今治格物之学,以入门命其书,其犹界说之微旨欤."
除了李鸿章,还有几位高官也纷纷自告奋勇地为丁韪良的这本教材写序.其中包括户部右侍郎,同文馆管理事务大臣徐用仪,桐城派著名的代表人董恂和徐继畲.他们大多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对西学持开放的心态,对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的学识十分赞赏,因此对这本教材也充满了信心.如徐继畲在序言中对丁韪良倡导"实学"表示了赞赏

主要是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

5. 中国的标点符号是谁发明的?

中国的标点符号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从国外引进的，所以没有发明中国标点符号这一说法。
据历史记载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具体经历：同治7年（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

扩展资料
中国标点符号的规则：
1、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和冒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居左偏下，不出现在一行之首。
2、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前一半不出现在一行之末，后一半不出现在一行之首。
3、破折号和省略号都占两个字的位置，中间不能断开。连接号和间隔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这四种符号上下居中。
4、着重号、专名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下边，可以随字移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标点符号

6. 旧体打油诗要标点符号吗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现代的标点符号出现于1919年之后，有胡适周作人等人发起。所以旧体打油诗的标点符号可想而知。不是没有，是格式与样式图形等不同于现代。“└”“▄”是常用古体标点符号。

7. 标点符号是什么时候传入国内的？

标点符号，书面上用于标明句读和语气的符号。“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西方的标点符号在16世纪主要有朗诵学派和句法学派两个学派，主要是由古典时期希腊文和拉丁文演变而来，在17世纪后进入稳定阶段。俄文的标点是依希腊文而来，到了18世纪采用西欧的标点方法。古代中文无通用的标点符号，到了19世纪开始使用“。”作为断句。日本在8世纪时，使用返点和训点作为标点系统。


中文标点
历史
　　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读〈jù dòu〉符号”：句号貌似现在的句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现在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说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在古人的记载中，《宋史·何基传》称赞何基：“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古代中文无通用的标点符号，到了19世纪开始使用“。”作为断句。日本在8世纪时，使用返点和训点作为标点系统。
　　同治7年（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现在这本书名为《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
　　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在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引号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先用双引号“ ”，内部如需再引用，再用单引号‘ ’，若再需引用，使用双引号“ ”，以此类推。直排仍保持双引号在外，改用『』和「」。
　　中华民国教育部：先用单引号「」，内部如需要引用，再用双引号『』。而双引号内部又需要引用，则再用单引号，如此类推。
编辑本段英文标点
历史
　　西方标点源于古希腊。林著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铭文，用词连写，只是偶尔用直行的二连点和三连点分隔词句。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修辞学》中提到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70年）的著作因为连写难以断句。林著指出西方新式标点系统的奠基人是意大利语法学家和出版家A.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年）。他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五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他的家族在百年间出书近千种，行销欧洲各地，这几种基本标点为各语种普遍采用。欧洲各语种也逐渐形成自己的标点体系，英语标点是在18世纪晚期才完备的。
　　几千年来，汉语和西方一些语种的标点符号的发展和变化是有很大差异的，从宏观上考虑，也有相似的前进轨迹。那就是由字、词、句的连写，而逐步采用标点或非标点的方式断词断句；由不同地域、不同见解、不同学派采用不同的标点符号，逐步舍异求同，而在一个语种内采取统一或基本统一的标点符号体系。
　　耐人寻味的是，人类在古代就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是创造为数不多的标点符号却是步履维艰。中国在殷商时代已创造出甲骨文，发掘出土的甲骨片所载约有4 500个单字（可识者约为三分之一）。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已收篆文9 353字，从那时直到清末，得到共同认可使用的还只有句（。）、读（、）、表示着重的（。）、表示专名的（——）等几个标点而已，而且这些标点符号常常同其他符号（如评点符号）混用，直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才有成为系列的12种标点。
　　古代希腊文明是令人耀目的。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已经是哲人辈出，为后世留下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量文献。可是直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前180年）才创制出三级点号：中圆点（· ）、上圆点（˙）、下圆点（·），从无到有，且成序列，弥足珍贵。欧洲几个较大语种的标点符号，到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最后定型。
　　标点符号的形状远比文字简单，而数量又远比文字为少，何以文字很早就能创造出来，而系统的标点符号却姗姗来迟，东方如此，西方也如此，这倒是值得文明史研究家思索的问题。
　　叹号是14世纪下半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的创造。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的叹号见于佛罗伦萨城邦执政官、作家科卢特乔·萨卢塔蒂的拉丁文著作《论法律和医学之高尚》1399年抄本（参见第二篇2．2）。德国刊印的书籍在16世纪开始使用叹号。英语和俄语的叹号出现于17世纪初。莎士比亚在1610～1611年写成的《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把“叹号”称为note of admiration（赞叹符）。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说叹号在句子“带赞叹”的口气说出时使用。1657年英语叹号开始使用现代名称exclamation mark。
　　西方的标点符号在16世纪主要有朗诵学派和句法学派两个学派，主要是由古典时期希腊文和拉丁文演变而来，在17世纪后进入稳定阶段。俄文的标点是依希腊文而来，到了18世纪采用西欧的标点方法。

8. 是谁第一个把文言文分清豆句号的

第一个把文言文分清豆句号的，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同治7年（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眼下这本书名为《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古汉语虽然没有标点符号，其实有着句读要求。
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
一般是以句号（。）作为一个句子的终了，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句中语气承转停顿以读号（“，”或“、”）表示，则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和顿号。像这样加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又被称为“圈点”，而圈点并且加上注解或注脚的动作，则被称为“圈注”。正确的圈点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显现一个人基本的学识涵养。2010年历史学考研专业课中出现10分句读题。

句读由来
古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因此需要“明句读”（《三字经》对学生有明确要求，要求要“明句读”） 。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原意。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就有“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的句子。

句读的标记
古代中文在书写上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设计，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传达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句读的由来。
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读〈jù dòu〉符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当前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说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句读的标记叫做断句。
古文没有标点符号，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在古人的记载中，《宋史·何基传》称赞何基：“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4] ，收了“、”号，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近代标点符号使用进程：
自清末张德彝个人使用标点之后，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因为有感于“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2] 行“，。；：？！—（）《》”等标点。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
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在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1年9月，原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同年10月5日，原政务院下达指示，要求全国遵照该标准。后来，文字书写和书刊排印渐渐由竖排改为横排，标点符号用法也有了某些发展变化。因此，1990年3月22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
1995年的标准就是该《标点符号用法》的一种改制形式 ，参考了国内标点符号用法的文献，广泛听取了语文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的意见，对汉语书面语中的常见的标点符号用法进行了规定和说明，目的在于使人们正确掌握标点符号用法，准确表达文意，推动汉语书面语言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