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的介绍

1. 薛暮桥的介绍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 ，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写了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2. 务实体现在哪些方面

“务实”体现在“力”和“头”方面，出力而且动脑筋。

3. 薛暮桥的生平介绍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薛暮桥当年的秘书、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对薛老惊人的记忆力叹为观止：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薛老可以随口道出。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　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经济学的启蒙老师陈翰笙。陈翰笙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注重田野调查。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薛暮桥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文章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变迁为主线、揭示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不久，该文被翻译到日本。抗战前夕，薛暮桥担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变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解放区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1947年初版胶东解放区薛暮桥著1966年的那场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牛棚。薛小和回忆：与父亲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董姓造反派头头。薛暮桥再次用上杭州监狱里用过的办法，趴在办公桌上，旁若无人地孜孜读书。一天中午，门口的守卫和往常一样，喊薛暮桥和董拿饭票买饭，薛老往卫生间一看，才发现董已经上吊自杀，尸体已经僵硬，而薛老因为读书竟全然不知道。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在张老太太眼里，薛暮桥全然不是什么“牛鬼蛇神”，更像是一个落难书生：薛老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她经常看见薛老对着冒气的水壶手足无措地喊：水开啦！在干校，薛老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夏季花生成熟的时候，薛暮桥的主要工作是看花生：防止孩子偷地里的花生。薛老是孩子最喜爱的看守，在他沉醉书里时，孩子们就可以溜到对角偷花生。冬季，薛暮桥的主要任务是烧猪食。一次，薛老一把一把地将柴草往锅灶里送，一个火星爆在了棉裤上，烧掉了半个裤脚才发现。这是他唯一的棉裤，冬日里，年近7旬的薛老穿着破棉裤走来走去，“风从洞里吹到全身，冻得真难熬”。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每当他从别人旁边走过，人们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就在这种前面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薛小和去探视父亲时发现：父亲每天收工后，就坐上小马扎，趴在床沿上，一笔一画地写他的书，每写完了一稿，父亲就笨手笨脚地将稿纸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封面用一种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书名。这一年薛暮桥65岁。在干校完成数稿后，薛暮桥恢复了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在经过7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时的学术界正是一片荒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日本《产经新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全国各省紧急加印，发行达1000万册，创下了专业理论著作空前的纪录。1984年，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薛老说：他只有两次读书的机会，读了两个大学：“牢监大学”和“牛棚大学”。 薛暮桥认为：1958年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之后，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应改变过去有些人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漏洞”进行封堵的做法，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这一观点后来被决策者概括为：“广开门路，三扇门（指国家、集体、个体）就业。”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这一年，薛老已75岁，刚刚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决策者最终同意在回城知青较多的北京试行，取得良好效果。当时，灵机一动的杨建从行李中拿出了一架破旧的“海鸥”照相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为了安全起见，杨把关系挂在街道服务联社。一位业内人士估计，26年来，杨建及其同行拍摄的照片约在1亿张左右，在广场付费留影的有两三亿人次。同年，从北大荒返城的李晓华，和杨建一样，加入了个体户的行列。凭借一台美国冷饮机，李靠2毛钱一杯的冷饮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李晓华成了名列《福布斯》巨富榜的亿万富翁。2004年底，全国个体私营企业2720.07万户，从业人员达9604.36万人，占GDP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30%以上。而1979年私营企业是0，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薛小和说：“从一开始，父亲就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父亲并没有用理论来推断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在上海时，他对那里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有切身的体验。”薛小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经常穿梭在集贸市场的小贩中间，询问行情。即使出差在外，薛老也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走一走。有一次，薛暮桥把北京城里的一个木匠叫到了家里做家具。木匠抱怨：活太多了，忙不过来。薛老问：招几个徒弟行不行？木匠回答：不敢，害怕说是资本主义。按照当时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者，就属于剥削性质。“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薛小和说。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桥指出，从1957年到1977年中国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1980年10月，薛暮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在一片沉寂的学术界，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薛暮桥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同时在小范围受到批评。 1991年，薛暮桥与外孙一起习字1991年，薛暮桥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父亲101岁的一生中，最后20多年是他最辉煌的。”薛小和说，虽然新中国后，薛暮桥已经成为部级官员，但是有很多的话只能憋在肚里。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小和介绍，因为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物价改革是薛暮桥极力推动的制度改革———在当时，有关部门对物价调整的顾虑极大，担心导致物价水平猛涨，引发群众不满。“有一天，街道通知我们去开会，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研究大米涨价的事。”薛暮桥的二女儿、原国家计委干部薛小沂回忆，“一斤大米从一毛八涨到一毛八分四，不知道开了多少会，最后不了了之。”与此相仿：一盒火柴由2分钱涨到3分，研究了很多年没有结果。薛小沂说，改革的症结是：计划思想作怪，政府总想把什么事都揽下来；改革触及部门利益：生产环节希望涨价，而流通环节则反对。薛暮桥把目光盯在化纤制品和棉制品的价格上：当时，化纤制品价昂，积压较多，而棉制品则供应紧张。他大胆地提出了经过再三考虑的主张；取消布票，化纤品价格降下来，棉制品涨价。他认为这样的调价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风险问题。最终，国务院批准了薛暮桥的建议。调价很顺利，既解决了棉布的供应紧张，又使化纤布得以放手生产。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1990年，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保守思想回潮，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是由改革开放引起的。这一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苏东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不够的。薛暮桥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这一年，薛暮桥86岁。回到家中，他对自己的发言并不满意：岁数大，思维没有原来敏捷，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说清楚，内心很不平静。7月15日，薛在烟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封信，书面陈述意见。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尝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1999年仲夏，薛暮桥患“帕金森”症住院治疗，整整六年之后，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这位老人与世长辞。

4. 为什么说薛暮桥的人生是经济人生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把自己的精神生活过得很好，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是把自己的人生停留在物质上

5. 薛暮桥的个人著作

 1、1937年出版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后改名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2、1941和1942年写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3、1943年-1947年他在山东领导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时，写有总结山东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经验的大量文章和报告，其后汇编成《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1979年出版、1982年出增订本）一书。4、195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有英、法、日、俄等国文字的译本。5、197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派”的经济思想。6、1979年写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总结了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探索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问题。该书有英、法、日、德、西五国文字的译本，1982年出版该书的增订本，也已译成英、日等国文字出版。7、论文、报告汇编《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1980）。8、论文、报告汇编《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1982)。9、论文、报告汇编《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1985)。10、论文、报告汇编《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1985)。11、1986年，国家统计局编印《薛暮桥统计论文集》。 2011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金融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薛暮桥文集》在北京正式出版发行。《薛暮桥文集》共计20卷，选入文章530余篇、著作15部，共计500万字。中国金融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称，《薛暮桥文集》的出版，不仅可以使读者从中全面认识和研究薛暮桥的经济思想理论，还可以使读者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工作的曲折历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薛暮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

6. 当今中国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最优秀的有哪些？

1.薛暮桥倡导和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1979年，他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全国发行1000万册。
2.马洪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他在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刘国光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两重模式转换、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吴敬琏在理论经济学、决策咨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等多个领域中长期辛苦耕耘，成果丰硕。他与经济学界几位学者一起，创建了我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或者是更多地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比如薛暮桥和吴敬琏等），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也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甚至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花落美国
。这种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李龙飞、张俊森和艾春荣等，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比如高鸿业和厉以宁等）。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浮躁、，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其他几位都是理工科出身，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是否配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是否应少一些中国文人的浮躁和功利传统。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落后？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
经济学尽管纳入了数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性学科，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亘古不变的理论，这就更多需要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支撑。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等，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然，中国文人的通病对自然学科领域也有影响。西南联大毕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恰恰因为中国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扬镳，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然，这增加了该研究领域的华裔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
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技术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相对受认可的华人经济学家恰好大都集中“技术性”较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未来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当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如果不能摆脱浮躁的学风和文人相轻的习惯。有意思的是除了邹至庄和艾春荣外，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人的通病左右着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但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有规则就有例外，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进程，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而他们也必然存在中国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轻、爱面子、，那些平日风光无限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理应反躬自问，不能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基础理论，像许三多一样“做有意义的事”。
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迄今不能获得诺贝尔皇冠的原因很多。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包括邹至庄、白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