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向美国捐款7000万，不久就破产身负2亿巨债，后来怎样？

1. 中国富豪向美国捐款7000万，不久就破产身负2亿巨债，后来怎样？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社会也进入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中。在这一时期内，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成功的商人，他们凭借着我国发展的浪潮和自身的聪明才智，收获了大量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人就会选择以捐款的方式来回报祖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人心中都一直记挂着中国的发展的，有一部分商人就利用自己在国内获得的财富，去捐给其他国家，以求得一些国外的虚名，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显然是忘恩负义的代表。
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富豪，他宁愿将大笔资金捐给美国，也不愿意为中国做出贡献，而在他对美国捐款7000万之后不久，报应也随之到来，后来的他不仅没有收获到好名声，更是身负2亿巨债，最终也以破产收场。

钟馨稼的创业故事
这个悲惨的富豪就是钟馨稼，他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是我国八十年代商界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钟馨稼医学世家的环境并不允许他成为一名商人，但在他看来，学医并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开始了只身闯荡的日子。
最开始，为了搞明白电池的基本构造，他来到了一家电池厂工作。由于钟馨稼本人聪明好学，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电池厂的高管，而在他的努力之下研究出的新型电池，更是获得了市场的一致好评。可以说对于钟馨稼而言，第一次打工的经历就如此顺利，这也奠定了他后来自主创业成功的决心。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能够成为公司高管就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了，但钟馨稼并不满足这种为别人打工的日子，就这样，他也决定自己独立创业，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司。在他创办起了新型电池厂后，由于其产品的优越性，因此也就很快占领了中国的电池市场，在这时，钟馨稼也被众人称为是“电池大王”。在事业取得了初步成功以后，钟馨稼也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商业天赋，将公司规模继续扩大，最终，他也成为了一名远近闻名的富商。

钟馨稼对美国的巨额捐款
在许多富商功成名就后，都会选择通过做慈善的方式来回报社会，钟馨稼也并不例外，但是，钟馨稼做慈善的对象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加州大学。2011年时，他通过捐款7000万的方式来激励这个学校进行未来清洁电池的开发。在此次捐款过后，加州大学也将钟馨稼任命为工程学院的荣誉院士，并以他的名字在校内建造了一座工程大楼。凭借着这笔捐款，钟馨稼在美国工程领域内的名声可以说是从此打响了，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报应才刚刚开始。

钟馨稼的“报应”
就在钟馨稼捐款后不久，他就与合伙人一同陷入到了财产纠纷的困境中。后来，由于资金链的断裂，钟馨稼也被告到了法庭之上，在法庭审判结束后，他也背上了高达2亿元的巨额债务。对于此时的钟馨稼来说，他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就这样，曾经捐出7000万巨款的富豪也从此破产，并开始了负债生活。

结语
从钟馨稼的故事中能够看出，虽然他也有做慈善的心，但他却并没有将自己的慈善用到正确的地方，如果说他在做慈善之前，能够充分考虑到国内的情况以及自身公司的实力的话，或许他也不会经历最终破产并背负巨额债务的悲惨结局。
或许，钟馨稼的故事也将给许多中国的富商给予启示，对于这些中国的成功商人来说，正式在国家的帮助之下，他们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如果说在事业有成之后就忘记祖国的话，那么他们最终也很难收获到名利双收的成功结局。做慈善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说慈善用错了地方的话，那么受伤害的也只能是自己。

2. 那个捐了近百亿元的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一丹和同事在农户家。
      2018年12月，第二届一丹奖颁奖典礼上，陈一丹（右四）与获奖者、评委等合影。
      陈一丹在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作为腾讯公司的5位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21年前，他和马化腾等5个年轻人合伙创业，不过6年，腾讯上市，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晕来形容，“就知道有个数字，会不断增长”。
   谁也没想到，在从 科技 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先是分期捐资20亿元人民币给民办的武汉学院；紧接着，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单笔奖金3000万港元，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他最新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价值高达40亿港元。迄今，他已陆续捐出90多亿港元。
   谈到他，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让他有一种“早该有人这么做了”的感觉。
   在此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
   今年5月，在一次论坛上，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 社会 政策学院院长大卫·菲戈甚至有些激动，“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因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致辞时说，“我向您致敬。”
   过去几年，全球不少教育学者，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既有好奇，也有怀疑；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他们想看看，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
   5月底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那是在芝加哥，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见面就已经开始了，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坐了13个小时飞机后，尽管非常疲惫，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装笔挺，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
   第二天，见他的人更多了。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开始之前，大卫·菲戈召集了教育学院的15位教授和陈一丹见面，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出自他的学院。
   陈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矍。他48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他的说法出乎意料地简单——“所有 社会 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教育进步了， 社会 也就发展了。”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最初，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他，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真的玩笑——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情，对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赌上自己的声誉。程介明这样评价：愿意设这么一个奖，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后来变成笑话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港大原副校长，之前没见过陈一丹，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我越觉得他不错。”
    稳定 
   即使是陈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在哪个节点开始作出决定。从腾讯退休，他的人生站在一个分水岭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在此之后，他主要是一个慈善家，或许还会成为一个教育家。
   退休后，陈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学游学了半年。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不肯住豪华公寓，而是搬进学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乐和臭袜子味道里，乐此不疲地选课。他关心食堂怎么样，图书馆怎么样。
   对于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外人感到惊讶。那正是腾讯高歌猛进的时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没人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退下来。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惊，他已经铺垫了两年——还是在2011年，他就给腾讯总办的人写了邮件，表明退意。这符合陈一丹的风格，很稳，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站在今天往回看，他的创业故事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剧本——但凡一个人，只要他干过互联网，就会知道很多这样的剧本——不用说，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动荡的传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满冒险、起伏和野心。但陈一丹显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大概会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戏剧的。
   不是没有挫折，腾讯和奇虎360的“3Q大战”曾让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为一个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很难发现那些戏剧性的撕裂和冲突。
   创业最紧张的时候，他形容，那时候身体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总是在跳、总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他退下来时，曾有人问，甘不甘心？他还是这样回答，“我非常开心，安心。”他认真地说，“我真的很开心。”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觉得很神奇，在他看来，腾讯几位创始人的个性都特别罕见。他们给人的感觉，“个性都非常稳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尽管每个人都很不同——马化腾的敏锐、前瞻，张志东的真实、客观，许晨晔的超脱、睿智，不同个性反而促使他们能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
   而在整个团队中，陈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稳定剂——他擅长的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综合综合。”在他的语言中，很难发现突转、变化，一切都是顺畅汇聚到一起的。
   郭凯天和陈一丹认识十几年了，他是陈一丹招进来的腾讯第100号员工。那时，他就觉得陈一丹有点少年老成，“当年他长相也是这样，胖瘦也是这样，当年头发就是白的。”即使是现在，陈一丹从腾讯退休6年了，但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他是“超稳定”，郭凯天这样评价。
   这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贯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他一个月也要回国一次，陪伴家人。
   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他情绪起伏不大，不会叫人难堪。如果有人办事不力，他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忆，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面部的线条是往下走的”，显得很愁，但不会发火，“他care（在乎）的人，他不想让他不开心”。
   因此，当他开始全力投身教育时，这种稳定感叫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脱离了熟悉的赛道，对任何人来讲都意味着一次冒险；但发生在他身上，好像没什么特别。
   一开始，他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在别人看来，这已是天文数字，但陈一丹明显有更大的想法：当他准备设立教育奖时，他已经想了一两年了。
    格局 
   2015年的一天，陈一丹的助理被叫到办公室，说有事想和她商量。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铺垫了很久，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她说，陈一丹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有时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习惯性不看对方的眼睛，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
   她意识到，老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陈一丹说。
   这个决定“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助理说——直到2016年一丹奖对外宣布，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对那种倡导性的、影响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
   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但设立一个教育奖，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早在腾讯创业时期，郭凯天就发现了陈一丹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比较有“ 社会  情感 ”。他本科学的是化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律。他坚信法治对 社会 的价值。
   这种 情感 ，最主要的体现就在公司的管理上。现在腾讯的管理文化，是他在的时候创立的——“首先是很自由。强调员工的工作快乐，这都是跟Charles（陈一丹）、跟Pony（马化腾）他们的性格是有关的。”
   郭凯天说：“可能法律是一个太具体的工作，还不能满足他进一步的普世情怀。”这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投身教育——教育是对人的塑造，任何时代都不会变。
   翟红新对陈一丹的评价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观。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和陈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她对陈一丹的回忆，能一直追溯到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碰到用户上门投诉，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会拉上一个女同事——理由是，从概率来讲，客户不会对女性发火，大家容易平心静气。
   但当时她只是觉得陈一丹很聪明，直到他从事业的高峰退下，专职做公益、办慈善，她才发现他睿智的一面。翟红新说，“他没有这种特质的话，很难坚持下来，或者把这个事情有步骤地推进下去。”
   设立这个奖的目的，4年前，陈一丹写在本子上——“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最初，奖金定在1000万港元，但陈一丹后来坚持，将这个数字乘以3。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挑战，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见影。陈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实是，其他的一切变化都很快：陈一丹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飞的关键时期，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变了商业、媒体和慈善——人与人之间、各种功能之间，一切都是信息化的。
   从退休开始，甚至更早，陈一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网络化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只有教育。因为它是复杂体系，“stakeholders，持份者太多了”。他的结论越来越接近那个宏大的目标：教育体系一定会改变，整个信息革命决定了它迟早要变。那么，在这个时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曾成功引领中国的互联网公益，使捐赠的效率和热情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现在轮到教育。
   他想清楚了，“教育是最重要的，值得这么高的奖金。”
   在陈一丹的计划里，3000万港元：一半奖给个人，一半是项目资金，用于获奖者推进研究。但提高之后，原本计划的10亿港元基金池不够了——和诺贝尔奖一样，陈一丹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计算发现，如果要保证奖金能够逐年发放，他必须捐出25亿。
   到陈一丹这个位置，金钱只是一个工具，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这上面了。对股价的涨跌，他并不介意。助理甚至怀疑，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传统 
   甚至，陈一丹会因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大学毕业时，他捐钱给希望小学，觉得做了很自然，因为没人看见。后来，向母校深圳大学捐赠奖学金，他觉得好大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捐钱啊，是捐钱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今年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外宣布：捐赠股票，价值逾40亿港元——如果不是赶上那时候股票下跌，捐赠的计划金额是按50亿港元打算的。但是，跌了就跌了。事实是，这笔钱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赠，只是一直没有公布。原因是，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重视荣誉，但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更大的东西：他将自己设立的教育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将捐赠给武汉学院的图书馆命名为“陈一丹伉俪图书馆”。“一丹”有一片丹心之意，“陈一丹伉俪”，则纪念他和太太当初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和谈恋爱的日子。
   这是一种矛盾的 情感 。但发生在他身上，就和他退休时的决定一样，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熟悉他的人觉得，陈一丹受到传统的影响很重。
   传统对他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次，他和一位西方学者谈起教育，对方从脑科学的角度出发，谈起0到3岁在成长过程特别重要。陈一丹高兴地接过去，“对啊，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定八十。”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就像在一个最新的系统中，找到了文化的坐标。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陈一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在那些遥远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那是个没文化的老人，但即使没什么钱，也喜欢帮助别人。她的本性如此，这种朴素的感情能够给人力量，对他的影响很大。
   和他聊天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入传统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词语，在今天已经显得很陌生了。他喜欢谈儒家和道家，也喜欢谈佛陀的教育。他读原典，书架上摆着《论语》《大学》《中庸》。他也读佛教经典，不仅是《金刚经》，还包括《净土五经一论》《净土三经》。
   谈起自己捐资教育的想法，他把它归结到：“我觉得是有朴素的情怀，但是没有系统去整理。”他说的最多的是随缘——“人就这一辈子，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
   这句话太老了——互联网增加了语言的维度，我们被分割在一个个部落。当一个人带着一种非常古典的态度走来，往往显得不合时宜——就像是透过一层层的纱布去观察他——这或许增加了理解的困难。
   评价自己时，他使用的概念也是传统的。最好的状态是超越善恶，平静如水。但他是凡人一个，做不到，“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点，入世，走正道都做一点，有错就改，好事就多做一点。”
   投身教育实际上困难重重，陈一丹回忆起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办学时，心里还是犯憷的：教育是做不完的，好像无底洞一样。但他当时已经想好了，希望有一颗心去 探索 。
   他把这个朴素的想法告诉妻子。他觉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妻子的回答很简单，“你也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饭吃就行。”
   “我当然不能让她只有饭吃啊！”陈一丹说。
    纯粹 
   在学者眼中，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类。很淳朴，很纯粹。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这样评价。他见识过一夜暴富的人，大牌企业家也见过不少，“要让我一个学者去说一个企业家很好，坦率地说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陈一丹是个例外。
   他们见面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陈一丹在办武汉学院的过程中，想要征求他的意见，给他打了电话。武汉学院过去是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所民办学院。两人见面地点设在深圳的一个茶室。几年以后，吴汉东回忆起那一刻：陈一丹当时看起来有点沮丧，他说，我作为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作为一个慈善家也很有理想。然而，“作为一个教育家，为什么就办不好？”
   吴汉东很少见到一个企业家的这一面。他对教育的理想和情怀，叫他很感动——他觉得他们理想相同，一拍即合。但是，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百年名校不是一两步就能成的，“有曲折才有前进”。吴汉东说，陈一丹在办学的过程中，有耐心，有决心，甚至叫他感到惊讶。而那次聊天，陈一丹像个小孩，一开始很失落，谈过以后又很释然，很振奋，喜怒哀乐都在脸上。
   “我见到陈一丹的时候，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个慈善家，一个未来的教育家，他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我见得还不多。”吴汉东说，但没有以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陈一丹，就不会有现在的陈一丹。
   “所以他首先是创富，我相信也是艰难的。他代表的是这个时代这个 社会 发展的积极因素，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不是政策牟取财富，不是靠权力去掠夺财富，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吴汉东评价说，“他和一般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业，这两点我非常肯定。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要投身教育。”
   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了不少人，武汉学院现任校长李忠云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当初，陈一丹邀请他加盟武汉学院，他考虑再三，拒绝了。对他来讲，退休意味着功成身退，没必要再冒险。陈一丹不死心，专程到武汉请他再谈谈。设宴的地点选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厅。厅里面有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照片。
   他站起来，手指着这些照片，侃侃而谈：现在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比较落后，他相信将来民办教育和民营企业一样，一定有长足的发展。他希望武汉学院将来能够像斯坦福一样。
   李忠云说，他有些感动，搞得不好意思拒绝了。
   为了请一位校长，陈一丹三顾茅庐。他的个性告诉他，要往前看。陷入困难时，他会独自一人唱《渔舟唱晚》——这是一个传统的“药方”。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亿万富豪，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过苦涩。事实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乐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纯粹的情怀”。事实是，他还明白更多的道理：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就会一点一点进步，过程就是最大，“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结果”。
   偶尔也产生困惑。你到底是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问过自己，“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建立一个权威的国际大奖，和办大学同样面临困难，不是砸钱就能办成的——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闻，甚至因此推迟颁发。
   纯粹和权威。这是陈一丹必须要坚持的。最关键的是：建立顾问委员会和独立的评审委员会。
   陈一丹相信机制，他希望把机制建立起来，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细。在腾讯创业时期的经验帮了忙，他对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助理觉得，在日程工作中，陈一丹会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当时看着很小，但最后在推进过程中是有决定性的。”
   陈一丹开始去世界各地拜访教育学者。有时在香港，有时在欧美。退休之后，他似乎变得更忙了，这是助理的看法。经常是：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3个助理轮流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已经感觉疲于奔命，但出现在人前的陈一丹，状态却显得很放松——10月19日，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交流，连续飞了20个小时赶到四川邛崃，没有休息。活动一个挨着一个。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满。苦恼在于不懂得拒绝的艺术。有时候在车里，他会问身边的人，“接下来要去哪儿？”这种强度甚至叫郭凯天感到惊讶，“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开始筹备一丹奖后，程介明受托成了顾问委员会的召集人，吸引他的也是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我还是相信一丹先生，他话不多，说出来的也够我们判断了，“而且这笔钱这么大数目，这么多钱，这不是假的啊。”
   为了找到合格的顾问，程介明也开始四处打电话：比如，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博士，世界银行负责教育项目的前首席顾问。
   “你现在在哪儿？”程介明问。
   “飞机上。”萨尔米说，他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考察教育项目，这一年就飞了145次。
   谈起一丹奖的顾问和评委，程介明有些骄傲：一丹奖的顾问，是对各国的教育现状和教育项目都有所了解、有所参与的人，由他们来把关；而评委，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领域的各国学者。
    开奖 
   2017年，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到了第二届，这一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选人既有欧美的教育学者，也有人来自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得知自己获奖时，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罗拉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是西北大学教授——关于他，大卫·菲戈这么介绍：“如果你的论文被1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的不错，如果被5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个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树。拉里，噢，他的论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个大早上，电话突然响了。他有些吃惊，“我一般不会这么早接到电话，而且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忘了把手机静音，所以你知道吧，当时我其实有些尴尬。但我拿起电话，发现这通电话来自中国。”
   拉里·赫奇斯说，“我很高兴能获得一丹奖，因为我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亚，但不是那个有海滩和蓝天的地方，而是远离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农民们烧荒产生的烟雾就会遮蔽天空。
   他的父亲，直到退休都拿着最低工资，母亲则是大学厨房的洗碗工。小时候，他总是从橱窗里看着吵闹的大学生。但母亲会告诉他：“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他们的。”
   另一个获奖者是阿南特·阿格瓦尔，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海边小城，当年，还是高中生的他试图报考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龄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有300个考生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其中两个人失败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们现在都成为新世界的一员。或许，这也是陈一丹的起点：祖母很重视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父亲才有机会走出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而到他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荣中长大。
     每年开奖那一刻，是陈一丹期待的时刻。他在门外，等着那道门打开——有时候要等一天，有时候要一天半。门内是9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家，作为评委，他们专程聚到一起，先是和他简单交谈一下，“今天怎么怎么样。好。谢谢”，然后门一关，一切按照流程，开始陷入紧张的讨论、投票。
   评委们会产生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吵成什么样，陈一丹都感到愉快。他有时候在门外踱步，仿佛置身事外。尽管这个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它的设立者，但在评委们打开门之前，他也不知道答案。
   就像是一个人等着孩子出生——“医生打开门，来了。是男孩，六斤八两。”陈一丹说，结果是完整的，有一套清楚的解释：评委们“不仅是抱着孩子给你，还要讲清楚六斤八两：特征，耳垂有一个什么，头发是黑色。”
   这就是他期待的时刻，“每次我在门外是很开心的。”（张啸柏 金赫）

3. 中国捐2000亿是谁？

中国捐2000亿的是庄世平，庄世平( 1911年～ 2007年6月2日)，广东潮汕人。
在他晚年将自己2000亿的资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自己选择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而他的4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财产，其中一个儿子还是靠开出租车为生。

庄世平，当时他没有雄厚的资金，几近白手起家。他在主持南洋商行36年期间，使银行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经济多元化、有规模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南洋商业银行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新中国成立，它是香港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机构，它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庄世平，1986年退休后荣任南洋商行名誉董事长至今。澳门南通银行则成为澳门主要银行。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在2007年庄世平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

4. 中国捐2000亿是谁

中国捐2000亿的是庄世平。庄世平(1911年～2007年6月2日)，广东潮汕人，1911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府普宁县果陇村（今属广东省普宁市），早在1949年就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第二年创办澳门南通银行。
庄世平几近白手起家，他在主持南洋商行36年期间，使银行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经济多元化、有规模的现代化商业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新中国成立，它是香港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机构，它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澳门南通银行则成为澳门主要银行。

5. 中国捐2000亿是谁?

没有人捐2000亿。
阿里巴巴马云，累计捐款早已超过300亿元，是目前捐钱最多的中国富豪。
马云1964年9月10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浙江省嵊州市谷来镇， 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现担任日本软银董事、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兼全球董事会成员、华谊兄弟董事、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董事、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
1988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同年担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英文及国际贸易教师，199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信息发布网站“中国黄页”，1998年出任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并担任阿里集团CEO、董事局主席。

围棋
马云在大学时学下围棋，曾以大排为赌注把外语系所有的男生杀了个遍，并因此喜欢上了战略布局，中盘角逐，收官。并且在大学毕业那年被浙江嵊州少体校一名5、6岁的棋童杀得“丢盔弃甲”。
花名
马云热爱武侠文化，也把对金庸武侠小说中武侠英雄的痴迷，延伸到了公司文化层面：要求阿里巴巴每个员工都要有个“花名”，要出自武侠或玄幻小说中的正面角色。马云的办公室叫“桃花岛”，会议室叫“光明顶”，洗手间叫“听雨轩”等。
功夫
马云热衷太极拳，并从太极文化中悟出了许多企业经营思路。马云出席各类重要场合时都很少穿西装，他有不少衣服上都缀着中式传统的盘扣，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演他的太极功夫。
爱好中式生活的马云一向崇尚武侠文化，他的太极情缘由来已久，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马云就曾在西湖边上学了很长时间的杨氏太极，先后师从过9位师傅。
2010年4月，马云远赴太极“圣地”河南焦作的陈家沟。在陈家沟，马云见到了景仰已久的王西安（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当代陈氏太极拳代表人物）并拜其为师。
油画
2015年10月4日，马云的第一幅油画作品《桃花源》在香港的苏富比以4220万港币(约3400万人民币)被拍卖。拍卖会现场，经过40多次的加价，最终以高价拍出。
《桃花源》是马云与中国艺术家曾梵志携手于2014年创作的，直径为79.6厘米。两人先以涂，再以点，最后以刮擦的方式，在平铺的画布上反复来回，描绘的是行星地球。马云说：“我觉得我们画一个地球，保护地球，保护海，保护空气，保护水。”这幅画拍卖所得将捐给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6. 给外国捐款最多的中国富豪，刚捐完7000万元，为何转眼就破产了呢？

许多人经常会用名人刻苦研读，最终取得成功的事例，作为激励自己的心灵鸡汤。一碗碗的喝下去，可能自己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反倒是自己对于这些名人的事例倒是能说的头头是道。要知道，单单给自己灌鸡汤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每个人取得成功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有人可以完美复制别人的事迹，最后取得成果，天下也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不过，一些名人身上优良的品质与习惯，还是值得我们许多人，为止参考并且发扬广大的。成功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才是最可贵的。
一个人的内在决定了他究竟能走多远。作为与人交流沟通的基础，诚信乃是与人交往的前提。季布一诺千金，足可见古人对于诚实守信的重视程度了。作为现代社会立足的基石，一个满口谎言的人，注定会被所有人孤立，而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曾经号称中国“电池大王”的商人钟馨稼给美国捐款7000万后，公司却在不久后破产，他本人也因此背负了1.82亿的外债。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钟馨稼，家境平凡。祖上三代老中医，耳濡目染，钟馨稼自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中医。由于三代医学单传，所以父亲希望他能继承家业，继续悬壶济世。并且医生这个职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这也算是父亲为他铺就的一条人生道路。
虽说医术绝佳的医生绝对不缺一口饭吃，甚至衣食无忧，但是钟馨稼自己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打小他就对艺术十分痴迷。并且在高考那年如愿进入了艺术类大学，虽然学习的进程并不算顺利，但是钟馨稼还是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

虽然执迷梦想，但是满足当下的生活才是重中之重。身为一个穷学生，钟馨稼做过最疯狂的事就是兼职配资员与画师，并且在两者间来回徘徊。生活不易，但是钟馨稼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挚爱的画画。但是事实证明，他确实并不适合美术这条路。发展到后期，他甚至连饭都吃不起！因为对自己的资质有自知之明，所以钟馨稼果断放弃了梦想，决心先活下去。

当时钟馨稼在做出决定前，计划将7000万捐给美国的一所大学。而这笔钱在当时可谓一笔天价巨款。所以在事情传回国内时，钟馨稼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讨。随后钟馨稼对外宣称道：钱都是我自己赚的，我想捐谁就给谁，中国穷又不是我造成的！原本许多人就对他十分看不惯，此言一出，钟馨稼在国内的名声基本就算扫地了。当时就有无数人斥责他：若非有国内市场的帮助，他又如何富的起来!太嚣张了，简直没有良心！

7. 中国捐款最多的富豪是哪几个？

新的一年，马云又一次捐出了146.5亿元的财富，再度获得了国内首善的响亮称呼。到了2016年，在大家都以为马云将会继续捐献之时，他只捐了1亿，虽然比较少但是三年来的总共捐赠还是非常可观的，有300多亿呢！
马化腾承诺将捐出一亿股腾讯股票注入正在筹建中的个人公益慈善基金，支持在中国内地为主的医疗、教育、环保等公益慈善项目以及全球前沿科技和基础学科的探索，价值约139亿元。
李嘉诚截至目前其捐款已逾200亿港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遍及全球27个国家及地区，其中超过80%用于支持大中华地区项目。汕头大学今日的对外声明中称，李嘉诚基金会对汕大的支持款项预计至2018年将超过80亿港元。
蔡崇信，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曾在瑞典投资公司银瑞达担任投资主管，现任阿里健康非执行董事，追随马云使得蔡崇信的身家大涨，他的捐款额超过60亿。

8. 中国富豪为何不捐款

最近以巴菲特和盖茨为首的美国富翁倡议捐款的事情沸沸扬扬，质疑者不少，拥护者也很多。甚至巴菲特和盖茨还将来中国游说富翁捐款，于是乎大家又开始批判中国富豪缺乏慈善精神和助人的善心，号召中国富翁要想国外富翁学习，为慈善事业多做贡献。当然大部分人还是相当冷静和理性的，他们根本不看好中国富翁会积极地响应巴菲特的号召。可是在大家一致对中国富豪进行道德谴责和批判的时候，是否冷静的分析过中国富豪不捐款的原因呢？
我们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中国富豪不捐款的理由非常充分，甚至值得大家“同情”。
第一，
中国缺乏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或财产转移税的机制。
众所周知，国外对于遗产或者赠与财产都会收取高额的税金，在美国可能会高达55%，而捐款通常是富翁们进行避税的一个手段。富翁们在签订捐赠协议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附加条件，比如等儿子过世以后这笔钱才能真正归基金会使用，自己的晚年和儿子的生活还需要享受高额的利息。中国本身就没有征收高额的遗产税
，富豪们自然就想让子子孙孙都能够继续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毕竟自己的钱也来之不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提着脑袋赚来的”。
第二，
中国富翁的财富来源方式使他们产生路径依赖。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实际的现状是经济活动中，大家先边干边摸索，之后再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完善。而目前大部分的富豪都是当年敢想敢闯，冒着法律的风险杀出一条血路，甚至相当大的一批人是通过钱权勾结，换来自己能够赚到钱的许可、批文或者垄断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本身钱来的就不正当，要随时防备着政府可能对自己的秋后算账。因此他们一定要留着钱将来为自己保命，留着将来疏通这种各样的关系。正像冯仑所说，“挣到钱了觉得不安全，把钱捐了更觉得不安全”。独立学者秋风也指出“一个人通过贿买个别的特权积累了财富，也必然倾向于借助个别掌权者的庇护来保障自己财富之安全。
第三，
在社会公平没有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过分追求GDP和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大笔的慈善捐款能够起到转移支付、解决公平的问题呢？或许今天的上百万可以解决一个村子的温饱问题和就学问题，可是明天可能就会把整个村子城镇化，并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将农民赶进找不到工作和保障的城市里生活。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使得财富精英们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捐款的意义并不大。更何况，越是有钱人，也越是信奉自力更生、打拼创造财富，更不愿让穷人认为可以靠着救济过日子。
第四，
交税还是捐款？这应该有一个优先的次序。
作为一名守法商人或企业家，首先要正当的牟取利润，其次按法纳税
，最后再考虑捐款的事情。政府通过税收进行转移支付，帮助弱势群体是主要手段，而慈善捐款则是补充手段。在媒体摆出道德老师的姿态，号召富豪们捐款之时，其实是在转移社会目标。对于富豪们来说，最重要的目标该是守法经营、依法纳税，而不是想出五花八门的聪明办法来合法避税，然后再摆出慈善家的面目捐点钱来获取名望。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虽然收税较高，但税收总量占GDP比例并不高（相比欧美国家），相当的企业和个人都在逃税漏税，而这种行为的主体当然都是有钱人。
第五，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富豪，捐款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只要是有成就的富人，必然自诩为“理性经济人”，这是时下非常时髦的一个名词。既然是理性经济人，那么做任何活动就要从理性的经济收益角度来考虑问题。在目前法制仍然不完善、一切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现状下，与其拿出钱来求名，不如送给领导来求利。况且名气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就像只要上了胡润富豪榜，那就等于上了中纪委的黑名单。同样，捐款出名了，也会扯上很多是是非非。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捐款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第六，
国内慈善组织机构建设仍然不规范、不完善，缺乏公信力。中国慈善组织和机构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管理能力和人员配置均不够。甚至某些地方由于管理不善还爆出了很多滥用慈善基金的丑闻。国内慈善机构缺乏公信力
，人们对于捐出去的钱能否真正到达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手里还心存疑虑。这也是降低捐款人行为动机的一个原因。
本文并不是在为不捐款的中国富豪唱赞歌，毕竟作为一种道德行为，捐款还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只是大家在众口一致批判中国富豪不捐款的同时，最好能理性的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和背景。为中国富豪打造良好的捐款土壤和背景才是重中之重，单纯的强迫富豪捐款无异于杀鸡取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