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货币是什么样子的

1. 三国时期的货币是什么样子的

曹魏
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

孙吴
孙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丰富，人民亦较富裕，但孙权实行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几个品种。到头来是官民交困，财政极度亏空，国基不稳，最后走向灭亡。

蜀汉
蜀汉地处巴川，自然地理条件均优，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刘蜀所铸钱币亦有悖民意，亦先后铸了一些类似孙吴的虚值大钱，庶民多不乐用，后不得已改铸实值钱以平民愤。即使想方设法整治币制，最后还逃脱不了失败亡国的命运。

2. 三国货币的钱币流通

在我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竞相铸钱，铸钱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当时曾经把铸钱用的原材料——铁，拿出来“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可见钱币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当时人们的思想认为钱能操纵人的命运，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贪财如命。晋武帝卖官，钱入私门。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碓，替别人舂米取酬，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可见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可见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国统治阶级爱钱，唯钱是求，后世称为“钱鬼”。而这些也影响了社会上的人，金钱支配了人们的交往、言谈、行事等等。我国古代用谷物、布帛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种情况早在西汉就已出现，东汉时更加盛行。到我国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突出了。

3. 三国货币的钱币兑换

据史书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在南北长期对立中，尽管战争总是不断，但在战争的空隙，经济的交往总是连绵不断，商品交换非常活跃；而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货币的使用几乎废弃，在商品交换中都是使用绢帛。从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品种来看，北朝需要南朝的物品有甘蔗、橘柚，以及北方官员、贵族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南朝急需北朝的物品有：马匹、骆驼、皮毛制品等等。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官方主办的“通市”，由南朝、北朝的官方主持；二是走私，这种走私在民间、官员、军队中间都有。据史书记载，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也就是宋国、魏国战后的第二年，北魏向宋国提出两国“互市”的要求，朝廷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江夏王义恭、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等，都表示赞成互市，但柳元景、王玄谟等大臣反对马上互市，理由是“虏虽说互市，实为窥测国情，答应了他们，必生边患”。但朝廷考虑到两国互市可取得不少的经济利益，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国古时候经常用谷物、布帛

4. 三国货币的经济与钱币流通

三国时期刘备的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故社会经济比北方发展较快。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北伐曹魏之始，诸葛亮又先后在汉中一带实行屯田制度，不仅减少了军粮运输，也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特别是成都的织锦“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其兴盛景象可以想见。孙吴所在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起步较晚，故最为落后。但由于这里战乱较少，加之北方人民大量迁居江南，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吴国建立前期又大力推行屯田制度，遂使耕田面积显著扩大，耕作技术和农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魏国创立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生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这是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合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

5. 三国时期的货币之战

孙吴虽然统治着江南，但是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孙权对江南豪族并无控制权。豪族们都有自己的军队，父子相承。孙吴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而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打算以货币形式打击对手。
  
 第一次是建安七年，所铸的钱被运往曹魏。
  
 孙权打算利用江南铜矿量多的优势大力铸钱，以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重四克的“大泉五十”并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铢钱。
  
 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五十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
  
 结果出乎预料，曹魏并不认可这样的比例，只得以1比1的比例兑换。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购买物品。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止。孙权回收所有的大泉五十进行重铸。
  
 孙权偷鸡不成蚀把米。
  
 有人说认为孙权应当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这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但是由于这些贸易权都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孙权并不能为所欲为。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被运往了蜀汉。当时吕蒙刚刚打败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运来了一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这些钱重比当时蜀地的钱质量更佳，于是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诸葛亮不得不下令，禁止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这一局货币较量，蜀汉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孙权在246年第三次铸币，并运往蜀汉。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蒋琬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带着孙吴的钱到孙吴的地盘购买粮食物资，捞了些实惠。随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又用这些赚来的直百五铢到蜀汉去购买粮食。还试图用这些钱购买江南本土的铁矿，引起江南豪族的反感和抵制。最终只能将这些大额货币回炉重铸。孙吴的货币计划再次失败。

6. 三国货币的代替货币

在市场上流通。在王莽篡位及东汉时期，有时在市场上谷帛也代替货币充当过流通领域内的支付手段，只是到了南北朝时期，谷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时间最长、范围较广，以致在社会上曾经出现“废弃货币”、“忘记货币”、“不准使货币”的现象。这是因为市场上钱币缺乏。晋朝统治者主要沿用汉朝的“五铢钱”货币，因此，铸币数量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记载，当时南朝的宋大臣范泰，曾写奏议反映国库货币减少，市场流通使用的货币奇缺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人们在市场上不得不用谷帛当做货币流通，而且货币制度也不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较大，魏晋前期，东晋、宋、齐、梁、陈偏安江南；后来，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国，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相继更替。由于朝代不断改换，致使货币制度很不统一，南朝的货币制度在北朝行不通，北朝的货币制度在南朝也不能实行，所以人们宁肯在南朝、北朝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而不愿意收受货币。当时市场物价波动剧烈，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南齐大臣刘缵看到北魏的市场上金、玉、珠宝价格比南朝低了好几倍，感到奇怪，北魏派出接待的主客令谎称：“我朝不重金玉，所以贱同瓦砾。”还有，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陕城镇将崔宽看到弘农这个地方出产的漆、蜡、竹、木价钱比南朝市场上便宜好几倍，于是他利用职权走私，发了大财。由此可见，当时南朝、北朝市场物价差别如此之大，人们认为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比收受货币风险小，安全有可靠保证。以上这些就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的一些特点。

7. 三国货币的曹魏

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

8. 三国货币的蜀汉

蜀汉地处巴川，自然地理条件均优，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刘蜀所铸钱币亦有悖民意，亦先后铸了一些类似孙吴的虚值大钱，庶民多不乐用，后不得已改铸实值钱以平民愤。即使想方设法整治币制，最后还逃脱不了失败亡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