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洋对太平天国忠心，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

1. 汪海洋对太平天国忠心，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

 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杀，他到底是忠是奸？  个人觉得从大局上看康王汪海洋对待太平天国是忠心的。因为在太平天国暴乱之时，一直没有放弃抵抗清朝，最后也因为为保太平天国而奋起抗战而身死亡，从这点上看他是中心的。
  海洋从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成为他的部将，之后脱离石达开，与李秀成攻克杭州，受封为康王。杭州失陷后又随待李世贤攻克漳州。
  其一，1860年汪海洋等人脱离石达开之后，其首领带领着他们投降在广西向清军，汪海洋拒绝投降了清军，支身带军北上于江西的李秀成相汇合。1862年，汪海洋被清军的首领劝降，高官厚禄引降，但是汪海洋斩杀了来劝说的使者，清军首领大怒，将其斩杀。
  其二，在1863年，汪海洋与王陈炳文镇守杭州，未想到陈炳文和上海的李鸿章合谋欲将投降献城池。在汪海洋得知他们的阴谋之后，汪海洋大怒当机做了处死了投降的使者的决定，他们就是陈炳文的堂弟陈炳孝，此举震慑了想要投降软弱分子，断了投降的念头。
  其三，在1863年，在富阳， 为了包围富阳，汪海洋部太平军夜袭了清军，让富阳士兵士气重挫。
  其四，1864年，汪海洋带领士兵在余杭的林清堰伏击战中大败左宗棠的湘军，在同年年底的南阳马羊塘再一次大败左宗棠的湘军，于此同时汪海洋部在福建的汀州还击毙了清军湘军的名将张兰运，可见汪海洋的战斗力的强悍。
  以上是本人对这康王汪海洋的看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太平天国中汪海洋是谁???   汪海洋（1830—1866），太平天国晚期著名将领，有太平天国后期擎天一柱之誉。安徽全椒人。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1857年随石达开出走。1860年随童容海、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从广西取道江西与忠王李秀成会师，进军浙江，攻克杭州，镇守余杭，受封为康王。1863年击败清军蒋益澧部。1864年杭州失陷，随侍王李世贤进军福建，攻克漳州。1865年，在镇平刺死李世贤，独领其军，与清军转战于闽、赣、粤边界的平运、长宁、定南、平和、兴宁各县，后在嘉应州战死，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标志“太平天国彻底地失败”。 
  太平天国后期,汪海洋为何要杀害李世贤?   汪海洋：因争权，杀害侍王李世贤部将李元茂；继怕问罪，又暗杀李世贤。12月攻取嘉应州（今梅县）。1866年1月，被左宗棠重兵围困。在战斗中负重伤；2月，不治而亡。 
  太平天国，那些中途倒戈，离石达开而去的悍将，最终结果如何？  其实那些人的下场都是比较惨的，他们里面的很多的人基本上都是被凌迟而死的，直接砍头都算是比较好的，被千刀万剐死去的滋味是很惨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人是战死沙场的，我要说的便是其中的汪海洋。
  其实汪海洋虽然本来是石达开的手下，但是其实他还要比石达开要大一岁的。但是后来他却变成了李秀成的手下了。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从李秀成的手里面跳槽到了李世贤的手下。他是一个十分勇猛的将领，每次征战都会亲自出征。他在李世贤的手下的时候帮助李世贤立了很多的战功。战功立得大了他就变得高傲自大了，他就开始盘算想要顶替李世贤的位置了。
  但是李世贤这块骨头难啃，他便将目标转移到了李秀成那里。他设计计谋诬陷李秀成的女婿是卖国贼，他的女婿就被处死了。后来同样的以这样的手段，汪海洋坑死了李秀成。干掉了李秀成后汪海洋的野心就更加的大了。
  后来在太平天国以已经灭亡的时候李世贤吃了败仗投奔了汪海洋，本来汪海洋很开心，认为可以成功杀掉李世贤。但是李世贤之前的手下竟然想要重新投奔李世贤，这使得汪海洋乱了阵脚。但后来李世贤却自己作死，为了逃避清军的追捕，打扮成了清军的模样。就这样他这一形象被汪海洋污蔑为叛国，李世贤也被杀了。
  在后来清军征讨汪海洋的时候，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地步了。太平天国在清军那里有个叛徒，这个叛徒知道每次汪海洋都会亲自出征，于是下令手下十几个人直奔汪海洋而去，汪海洋一拳难敌几十手，就直接被乱枪插死了。其实他的下场在太平天国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了。
  太平天国起义中太平军使用的兵器是以冷兵器为主还是以热兵器为主？   太平军使用的兵器以冷兵器为主，但热兵器也不少，冷热兵器所占比例大概在9：16。　　许多文艺作品里，太平军战士的形象，都是裹着红头巾，穿着写有“太平天国”的号衣，手里拿把大刀或拿根长矛。 　　且不说头巾、号衣是否贴合真正太平军的打扮，单说武器，就只能打50分：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可不光有刀矛，还有很多火器。 　　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军中就有不少枪炮，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将乌兰泰进攻新墟，一次就夺得太平军火炮13门，都铸有“太平左右军”字样，显然，这些炮是起义后自行铸造的，桂平当地也有韦昌辉“开辕门造炮”的记载。 　　除了炮，早期太平军也有不少其它火器，据被俘的李进富称，在紫荆山的太平军士兵，每人都要带一个装火药的布口袋，可见用量是不少的。 　　1855年左右出版的《行军总要》规定，太平军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两”（有25个人），装备抬枪两杆，鸟枪5杆，抬枪是由两人操作的，照此计算，太平军步兵装备火器与装备刀矛的比例为9：16，考虑到太平军一般不让新兵直接上阵，实际比例要更高。与太平军对敌的湘军，一个营分四哨，每哨八队，其中四队刀矛，两队抬枪，两队小枪（鸟枪），另有亲兵六队，其中三队刀矛，两队劈山炮，一队小枪，冷热兵器比为1：1，两相对比，差距固然有，但不算大。 　　大炮对于太平军而言十分珍贵，1852年太平军在湖南岳州意外获得当年吴三桂留下的铁炮，便如获至宝；进入南京后，重炮多被集中调配，如江北要塞瓜洲，就曾被分配装备重2000斤的铜炮。相对而言，抬枪、鸟枪和小炮就普及得多了。 　　对于洋枪的使用，太平军也并不落后，1855年湖口之战时，汪海洋等太平军“先锋队”就使用洋枪突击，1858年的繁昌之战，太平军刘官芳部已大量使用洋枪。后期太平军装备的洋枪洋炮数量极多，如忠王几千人的卫队都以洋枪为武器，苏州城里装备洋枪的士兵更多达20000人。 　　清军不论八旗、绿营或湘军，习惯上都将冷热兵器分别编组，如湘军，每个营的8个队（每队100人），要么全部装备刀矛，要么全部装备火枪，且鸟枪和抬枪都分别编组。而早期太平军则将冷热兵器混编，最基层的“两”也不例外。 　　冷热兵器混编的好处，是所有士兵都可以学习火枪技术，便于普及、推广和扩军，且每个小单位都能具备独立作战能力。但在太平天国时代，火枪的发射速度很慢，只有组成大队进行分组齐射，才能形成弹幕，冲破敌阵或阻止敌人冲击，从这个角度讲，湘军的编制模式更有利于大兵团的阵地战。 　　后期太平军一些部队也采取了将洋枪集中编组的形式，如陈炳文、邓光明部的洋枪队分别多至7000杆和4000杆，1862年雨花台大战，忠王李秀成率领13王、十多万人猛攻曾国荃湘军，更是将所能搜集到的几万杆洋枪和几百门新旧洋炮“悉萃于此一枝”，还摸索出用弹幕转移替代兵力转移进行压制的方法，起到了一定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决策是否正确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时间上的选择更显恰当。
  　　太平天国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武装起义，历经3年，于1853年一举拿下金陵（即南京），并定为都城，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后。 　　太平天国中人才济济，其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翼王石达开就是一位佼佼者。结合实际，灵活应用。拿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成立中央政府，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攻城略地，旋攻旋走，几乎没有真正管治一个地方，很多地方是旋得旋失，非常不利太平天国的后续发展壮大，迫切需要一个根据地，成立一个指挥中心和统治中心。而南京正是非常理想的地方。历史的后来发展亦证明太平天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外国侵略者就是在江南用兵扼满清的粮道（京杭大运河）逼其就范的，中国的近代和现代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发展与江浙一带密切相关，时至今日该地区仍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江南一带属富庶地区，且人文汇萃，据此，一可壮大声势，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又可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吸纳更多的人才，以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还可北上中原，直捣北京，夺取最后的胜利。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满清大震，咸丰皇帝是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太平天国俨然已具新朝之象，人们似乎看到满清行将灭亡，一时之间各地义军是蜂起云涌，各种人才是源源而至，以图一展才华，外国势力亦采取观望姿态，当时革命迎来一个 *** 。这些都表明建都天京是及时和正确的。 至于建都后，太平天国旋即采取两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即西征和北伐。因为西征既可控制长江沿线，确保天京的安全，亦可建立新的根据地，拓展疆域，与天京连成一片，其战略意义显而易见。后来西征遭受一些挫折，但翼王临危受命挂帅亲征后，迅速扭转战局，大败满清王牌主力曾国籓的湘军，湘军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曾国籓数次自杀，湘军一厥不展，极大地打击了敌人，取得巨大的胜利，使太平天国达到鼎盛。已使战略意义得到充分的展现，划上圆满的句号。至于北伐，显操之过急。这种“速胜论”高估自己低估敌人，是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北伐的失败并不能置太平天国于灭亡，而太平天国的败亡实归咎于后面发生的天京事变及其后洪秀全逼走翼王。可以说太平天国是败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败在敌人手里。 　总体而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时间上的选择更显恰当。 　　  太平天国共分封多少王？   太平天国诸王名单 
  1、东王。杨秀清。 初封“秀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后加封“劝慰师圣神风秀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所刻东王印称“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圣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杨秀清”。 1-1、幼东王。洪天佑。 封“殿前统领转奏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 2、西王。萧朝贵。 封“右弼又正军师西王”。所刻西王印称“传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西王萧朝贵”。 2-1、幼西王。萧有和。 封“殿前赍奏节钺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幼西王八千岁”。 3、南王。冯云山。 封“前导副军师南王”。 3-1、幼南王。萧有福。 封“殿前公议前导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 4、北王。韦昌辉。 封“后护又副军师北王”。 5、翼王。石达开。 封“左军主将翼王”。后封称“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开朝公忠又副军师顶天扶朝纲翼王喜千岁”。 6、燕王。秦日纲。 7、豫王。胡以晃。 7-1、幼豫王。胡万胜。 封“殿前礼部正春僚顶天扶朝纲幼豫王强千岁”。 8、安王。洪仁发。 8-1、信王。洪仁发。 由安王改封“殿前京内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信王显千岁” 9、福王。洪仁达。 9-1、勇王。洪仁达。 由福王改封“殿前京内副总鉴御林兵马顶天扶朝纲勇王伦千岁” 10、恤王。洪仁正。 封“殿前工部正冬僚顶天扶朝纲恤王利千岁” 11、巨王。洪和元。 封“殿前京内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巨王显千岁” 12、宗王。洪利元。 封“殿前京外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宗王显千岁” 13、元王。洪科元。 封“殿前京外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元王显千岁” 14、长王。洪瑞元。 封“殿前京外副总鉴顶天扶朝纲长王显千岁” 15、见王。洪现元。 封“殿前京外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见王显千岁” 16、唐王。洪瑭元。 封“殿前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唐王显千岁” 17、同王。洪同元。 封“殿前又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同王显千岁” 18、次王。洪锦元。 封“殿前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次王显千岁” 19、定王。洪钰元。 封“殿前又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定王伦千岁” 20、汉王。洪釪元。 封”殿前正开矿顶天扶朝纲汉王伦千岁“ 21、封王。洪春元。 封”殿前兵部又正夏僚顶天扶朝纲封王猛千岁“ 22、请王。李开芳。 封”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 22-1、请王。李永保。袭李开芳爵。 23、求王。林凤祥。 封”殿前夏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 23-1、其子袭求王爵。 24、祝王。吉文元。 封”殿前秋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祝王洽千岁“ 25、嘏王。庐六。 封”殿前冬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嘏王让千岁“ 26、勤王。林启容。 封”殿前兵部副夏僚顶天扶朝纲勤王茂千岁“ 26-1、其子袭勤王爵。 27、光王。洪天光。 28、明王。洪天明。 29、瑛王。洪春魁。 30、琅王。洪魁元。天王 洪秀全 幼天王 洪天贵福 东王 杨秀清 南王 冯云山 幼南王 冯炳文 西王 萧朝贵 幼西王 萧有和 北王 韦昌辉 翼王 石达开 英王 陈玉成 忠王 李秀成 豫王 胡以晃 燕王 秦日纲 干王 洪仁轩 安王 洪仁发（后改封信王） 福王 洪仁达（后改封勇王） 恤王 洪仁政 巨王 洪和元（洪仁发之子） 崇王 洪利元（洪仁发之子） 定王 洪钰元（洪仁达之子） 请王（威王） 林凤祥 求王（毅王） 李开芳 辅王 杨辅清 赞王 蒙得恩 幼赞王 蒙时雍 章王 林绍璋 侍王 李世贤 勤王 林启荣（追封） 顺王 李春发 补王 莫仕睽 戴王 黄呈忠 首王 范汝增 正王 徐广琛 佐王 朱一波 慕王 谭绍光 遵王 赖文光 勇王 罗大纲 纳王 郜云官 诸王 黄文金 烈王 方成宗 宁王 张学明 随王 杨柳谷 听王 陈炳文 庄王（祝王） 吉志元 翰王 项大英 奖王 陶金曾 以王 陈金刚 顾王 吴汝孝 松王 陈得风 慰王 朱兆英 扶王 陈得才 康王 汪海洋 宁王 周文康 对王 洪春元 襄王 刘官芳 奉王 谷隆贤 来王 陆顺德 护王 陈坤书 启王 粱成富 导王 陈仕荣 孝王 胡鼎文 航王 唐正财 相王 陈潘武 古王 蓝成春 比王 钱桂仁 比王 伍贵文 从王 陈得德 康王 汪安钧 保王 康容海 归王 邓光明 会王 蔡元隆 谐王 谭体元 淮王 邱远才 敬王 林大居 畏王 秦日南 直王 林得英 趋王 黄章桂 爱王 黄崇发 善王 陈观意 匡王 赖文鸿 循王 魏超成 梯王 练业绅 金王 钟万信 荣王 廖发寿 挺王 刘得功 佑王 李远继 乐王 谭应芝 享王 刘裕鸠 昭王 黄文英 感王 陈荣 潮王 黄子隆 凛王 刘肇钧 拱王 杨张安 湘王 黄子澄 广王 李恺顺 武王 汪有维 纪王 黄金爱 祥王 黄隆芸 贵王 陈得胜 扬王 李明成 守王 方海宗 利王 朱兴隆 显王 袁得厚 志王 陈志书 然王 陈时永 粱王 凌国钧 邹王 周林保 柬王 赖桂芳 怀王 周春 献王 王文发 养王 吉庆元 佩王 冯真林 跟王 蓝仁得 沛王 谭星 誉王 李瑞生 稽王 吴玉堂 陪王 谭富 幼陪王 谭标 赞王 赖阿养 报王 秦日富 奏王 苗沛霖 端王 蓝大顺 文王 蓝二顺 周王 汪麻子 卫王 杨雄清 成王 陈聚成 贡王 粱凤超 穰王 黄绍忠 列王 黄明厚 徐朗 林彩新 金友顺 傅振纲 李万才 刘得义 邱国文 萧雅泗 黄宗保 洪桂芳 李清青 朱义得 沃王 张乐行（捻军） 鲁王 任化邦（捻军） 荆王 牛宏升（捻军） 魏王 李蕴泰（捻军） 粱王 张宗禹（捻军） 勇王 龚德树（捻军，追封）  太平天国迁都天津好坏   好凭只手缚双鹿？——就定都天京问题与王庆成先生商榷
  　　作者：陶短房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 00 分享到： 太平天国(26)自相残杀(1)   

2. 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杀，他到底是忠是奸？

汪海洋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天京被攻陷之后，还一直转战两年，一直没有放弃抵抗清朝，期间太平军投降之人众多，但是汪海洋却毫不动摇，从这点看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但是他后来又暗中杀死自己上司侍王李世贤，自毁长城，这又明显不是一个忠臣的表现，那么面对矛盾的他，我们就看看汪海洋的简短一生把！

汪海洋早期是石达开的部将，但是1860年汪海洋等人脱离石达开，首领张志公等人带领着他们投降在广西的清军，但是只有汪海洋拒绝投降，独自带军北上于在江西的李秀成部汇合，1862年，汪海洋被清军将领鲍超多次劝降，给他许愿高官厚禄，但是汪海洋感觉到这是奇耻大辱，就斩杀了来劝说的使者，鲍超问讯大怒，疯叫着说以后逮到他，就把他凌迟处死。

1863年，汪海洋奉命协助听王陈炳文把守杭州，但是陈炳文却暗中和上海的李鸿章暗通曲款，企图献城投降，然后这件事被汪海洋得知，汪海洋果断处死了投降的使者，和陈炳文的堂弟陈炳孝，一举震慑了想要投降软弱分子。

1863年，汪海洋部太平军夜袭了清军，并且包围了富阳，重挫了富阳湘军一部，1864年，汪海洋带领太平军在余杭的林清堰伏击战中大败左宗棠的湘军，在同年年底的南阳马羊塘再一次大败左宗棠的湘军，于此同时汪海洋部在福建的汀州还击毙了清军湘军的名将张兰运，可见汪海洋的战斗力是多么的强悍，左宗棠这么厉害的人都在她的手上大败多次。

1864年底，余杭已经被湘军包围，鲍超再一次想要劝降汪海洋，就派他的同乡程学启写信劝降，但是没想到汪海洋一通大骂，说程学启三姓家奴，为虎作伥，没有心肝。最后汪海洋率部南下福建广东一直转战。

最后汪海洋在镇平把前来投奔他的侍王李世贤刺杀，因为害怕李世贤抢夺自己的权力，所以就痛下杀手，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汪海洋对太平天国是非常忠心的，但是他本人却非常阴狠，他忠的是太平天国这个政权，而不是某个人，所以对于汪海洋的后来做法我们还是能理解的，小伙伴们有啥想说的，欢迎留下评论哦！

3. 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自相残杀，他是忠是奸？

在我看来，他称得上一位大忠臣，至少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是这样的。汪海洋一生忠诚于太平天国，死而后已。人们的不满意点在于太平天国没有救下水深火热的自己以及同胞们。这归根到底是太平天国的制度问题，不能轻率地去怪汪海洋。让我们走近历史，重新审视一下这么一段征程——祝您“旅途”愉快。

汪海洋在太平末年率兵与清朝展开殊死抵抗，不得不说其衷心可鉴
汪海洋本身是位普通的下属，隶属于石达开统筹。太平天国日渐消亡的那些日子里，汪海洋没有选择缴械投降，而是在为这个组织做最后的“挣扎”。但期间也坏了些规矩，大家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但是汪却消灭了朝廷派来招降的人士，惹怒了不少官员。这样看来，汪海洋对太平天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陈炳文作为当时的听王，和李中堂暗中勾结，掳走巨款。这件事让汪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处决了听王和一干手下。这样的场面震惊了其手下，后来一段时间都没人敢提受降一事。这也从侧面证明他的衷心。
夺取政权时心狠手辣，除掉威胁者的他让人琢磨不透
之后汪海洋连战连捷，多次击退左宗棠的精锐部队，朝廷看他是个人才就更想为己所用，毕竟当时的情况已让朝廷危如累卵，急需能人来掌控大局。而汪海洋还是不为所动，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后来，李世贤兵败山倒，来到汪身边，想要得到庇护，但是汪海洋一来疑心过重，二来不想节外生枝，怕李世贤夺取他的地位，于是眼一闭心一横把王爷给结果了。这一点上，说他是奸臣也不为过。
但是说归说，总体来看汪海洋对于太平天国还是算得上忠臣一位的。即便他杀了李世贤，但大人物嘛，谁还没个污点啊。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功过相抵，汪海洋在我心底坐实了功臣的位置。

4. 擎天柱康王汪海洋在太平天国后期，是怎么死在疆场上的？

汪海洋（1830年—1866年1月29日），安徽全椒人，太平天国晚期著名将领，封康王，有太平天国后期擎天一柱之誉。



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1857年随石达开出走。1860年随保王童容海、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从广西取道江西与忠王李秀成会师，进军浙江，攻克杭州，镇守余杭，受封为康王。1863年击败清军蒋益澧部。1864年杭州失陷，随侍王李世贤进军福建，攻克漳州。1865年，在镇平刺死李世贤，独领其军，与清军转战于闽、赣、粤边界的平运、长宁、定南、平和、兴宁各县，后在嘉应州（今梅州）战死。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此事标志着太平天国“彻底地失败”。
汪海洋在少年时就与兄弟一起帮工为生，自幼养成了强悍好斗、敢作敢为的禀性。据说，他“素与富家大户为仇，曾因口角击杀一乡绅，受官府追缉，逃落江湖。……曾在定远山中为匪，抗拒官军剿捕，行踪飘忽”。 [1] 咸丰三年（1853年）来和州投奔太平军，隶属石达开麾下。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出走，汪海洋随之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
咸丰十年（1860年），在广西与彭大顺、童容海等各率所部脱离石达开。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在江西遇见忠王李秀成时，还有20余万人，洪秀全嘉奖这支军队，命名为“扶朝天军”。汪海洋到江西后，即隶属李秀成，随其入浙江、克杭州、守余杭、军功卓著被晋封为康王。



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李秀成经营的一度兴旺的江浙局面处于颓势。其时，清军紧逼杭州，并分兵进攻余杭。担任余杭军务的汪海洋与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连营40里以拒之。十一月，清闽浙总督左宗棠来余杭督战，命令将领蓝益澧、杨昌浚、黄少春领兵13000攻余杭城，被太平军击退。年底，大雪不止，汪海洋坚壁不动。清军见天气不利，急谋攻陷太平军五道关卡。第二日，又急攻太平军主阵地——位于余杭城北的林清堰。汪海洋得知，先伏兵于横港截击清军。清军前队深入，后军随之不能止，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清军。清军不敢再逼余杭。
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杭州陷落，余杭孤掌难鸣。汪海洋被迫率部弃城东走，自湖州走安徽入江西，出入广东与江西交界地区。七月，天京失陷后，江海洋以全军隶属侍王李世贤。李命令汪海洋屯兵长汀、连城、上杭三地交界的南阳乡以为犄角。
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清将刘典攻南阳乡，与太平军战于马洋洞，汪海洋率部打败来犯之敌，追至新泉。汪海洋自率身穿黄白号衣的军队2万列阵于田间，刘典领亲兵拼死顽抗。这时，清援军赶到，太平军被迫退至西岸，过河时，淹死多人，汪海洋几乎被俘，部下拚死救至越山。
新泉遭遇战，汪海洋部损失过半，遂放弃南阳乡走永安、至白沙；因刘典军跟至，再由坎市走龟阳，入平和。五月，李世贤被迫撤离漳州后，一溃于永定剑滩，再溃于广东漳溪，死亡殆尽，逃向永安。相反，海洋部在这一短暂时期，军事发展却比较顺利。四月，汪海洋攻湖南，五月入广东，首破清军于镇平，再攻嘉应州（今广东梅州）；恰逢清将鲍超部霆军哗变，由江西来到广东，海洋招抚之，兵力大增。因之，拟从广东与福建交界地区返回江西，遂从镇平翻越分水坳至广福乡割早稻以充军粮，为清军所阻。
八月，李世贤兵败，逃至镇平依附于汪海洋。先世贤在漳州被围时，急令汪救援，汪为保存实力借故不应，世贤兵败，汪惧罪，同时担心兵权为李所夺，刺杀了李世贤。



在此之前，六月，丁太阳投降了清军。九月，陆顺得为林正扬出卖，于番禺就义；自此，驰骋闽粤、转战五岭的太平军就仅剩下汪海洋率领的一支孤军了。形势如此险恶，但汪海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矢志如一，誓与清廷决战到底。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汪海洋自赣入闽，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保存了实力。但几次北上，途中均遭堵截。第二年十一月，太平军在江西龙南附近的一次激战中受挫，不久，佑王李远继、奉王黄朋厚叛变后，甘充内奸再度混入了汪海洋军中。
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汪海洋因数次北上被阻，为借一城过年，休整疲惫之师，突然由连平东走，一日疾行200余里，乘虚攻占粤东重镇嘉应州，大出清军所料。但因势孤力单，清军全力围剿，汪海洋的战略计划无法实现，只得据守嘉应州城。清军不停地赶到，重重设防。
同治五年（1866年）一月，汪海洋多次率兵出城，往来倏忽，冲击围城清军，屡获胜利。但因清军大至，汪海洋被迫放弃附近的村镇，收缩兵力于城内。



十六日，汪海洋忽然决定“破釜沉舟”与围城清军决一死战，分兵三路冲出，湘军主力刘典部全力抵挡，太平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鲜血染红了道路和溪涧。
但由于作战计划事先已由叛徒走泄，刘典从叛将丁太阳处得知汪海洋每战必身先士卒的内情，命丁带领清军设置枪炮侧击。当汪海洋率军冲至，丁太阳督军，“枪炮齐施，子如雨注”，汪海洋不幸中弹身亡。
太平军战死者无数，清军弃尸河中，总计不少于3000具，蔽江而下，整整五天尚未流尽。
李世贤之后，汪海洋是当时唯一能够统辖全军的将领，他的牺牲加速了太平军余部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