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2024-05-10 21:53

1. 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美国大选从一开锣就很有戏剧性。在爱荷华州民主党初选中,民调幅度落后于希拉里·克林顿的奥巴马意外拔得头筹;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 希拉里翻盘。共和党方面, 麦凯恩、哈克比、罗姆尼三人也是轮番领先,难分轩轾。 这种现象显示此次大选竞争十分激烈, 很有看头, 现在预言鹿死谁手还为时过早。美国有51个州,各州人数(相应的“选举人”票数)多寡、选民“政治光谱”差别甚大, 仅凭两个小州的初选结果, 远不足以推论最后的结局。

  美国华裔同其他族裔一样, 对大选十分关注, 天天读报, 议论选情。但与以往大选不同, 很少有人担忧, 更谈不上焦虑。这是为何?

  华人对大选不感焦虑

  首先, 中美关系总体良好,没什么值得焦虑的大问题。美国朝野现在最关心的是伊战和国内经济问题。在此种情势下,同中国的经济摩擦、政治争论、军事猜忌都降为次要问题。两党候选人的竞选政纲都没有把中国和中美关系问题列为重点就是证明。民主党8位候选人在一次竞选辩论中谈到中美关系时, 有人强硬, 但具体内容仅是经贸摩擦,特别是中国产品安全等问题, 而非重大战略和原则问题。

  其次, 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基本一致, 不论哪位候选人当选,对华政策都差不多。此种状况是从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者”开始的。这一论断此后成了朝野共识。中美经贸争吵不断, 军事较劲也曾发生,但不牵动大局。奥巴马为争选票曾放过一“炮”——声称“如当选将禁止中国玩具进口”, 但旋即撤销。在爱荷华州胜选后,他郑重宣布当选后将坚持“一中”政策。

  现阶段中美关系相对稳定

  这里使用“相对”一词, 包含两层含义:“稳定”不是绝对的, 而是与“不稳定”并存;“稳定”不是永远的, 而是在现阶段的条件下。

  首先, 尽管中美两国综合实力仍有较大差距, 但中国已不可等闲视之。和则两利,战则俱伤, 没有单方能赢得胜利,于是出现了一种“不对称的均衡稳定状态”。

  其次, 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许多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方面最明显,中美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 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最大比重, 使两国金融息息相关;美国制造业大多在华设厂,物美价廉的中国货成为美国人日用消费品最大来源和抑制通胀的重要杠杆。政治方面, 朝核、伊朗、伊拉克、以巴冲突、反恐等国际重大问题的处理,都需要中美合作。中美既是能源消耗大国, 又是废气排放大国。解决这些问题, 离不开合作。

  第三, 世界总体格局虽还是“一超多极”, 但美国独霸气焰正在消退,“金砖四国”(中、俄、印度、巴西)崛起,日本复苏, 欧洲直追。美国为维持领导地位, 一方面要拉拢中国牵制他国, 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中国联合他国抗衡美国。

  第四, 经过多年努力, 中美已建立起一系列沟通交流、协商合作的机制。包括两国元首经常性会晤、经济战略对话、领袖和外长热线、军事交流机制、国会交流机制等, 使分歧和争论能及时协商解决, 这是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障。

  第五,两国民间交流也取得很大进展。中国商人和“中国制造”广泛深入美国各州城乡, 以及来美华侨华人迅速增多, 他们为增进中美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后摩擦的聚集点

  幻想中美关系绝对稳定, 没有争吵和摩擦, 不仅幼稚可笑, 也是危险和有害的。中美两国存在两大根本性分歧。

  首先是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个分歧只能谋求和平共处,不能企图谁消灭谁。否则就会重回冷战, 对任何一方都没好处。

  其次, 作世界霸主、领导全球的愿望使美国时刻戒备他国,而中国最有可能首先赶上美国,这是中美关系不容易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正因为此,中国要把赶超美国、争进最先进行列与“永不称霸”处理好。

  就当前而言, 不论哪位候选人入主白宫, 中美两国的摩擦和争吵还将聚集在三大问题上:

  其一, 经贸摩擦。包括产品安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美国贸易逆差等。这些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是双方获利多少之争, 十分平常。吵归吵, 闹归闹, 生意还得做下去。玩具贸易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吵得全球都起波澜, 到头来还是继续交易。

  其二,军事较劲。此问题的实质在于台湾。美国很清楚, 中国现阶段推行国防现代化、加强战备的直接目的是保卫领土完整、防止“台独”。但美国不肯履行“八一七公报”停止对台军售。摆在台面上理由是,“防止大陆动武,增加台湾与大陆谈判的筹码”;骨子里的理由却是, 希望台海长期维持现状, 不愿大陆强大, 幻想台湾继续作牵制大陆的“棋子”,以及销售军火的大客户。

  其三,人权、宗教等依然是中美长期争吵的话题。这是两种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所决定的。美国要充当世界人权领袖、民主自由堡垒,于是时而就这些问题对华攻讦, 乃是要向全世界作出表演和示范。

  总之, 中美关系将继续稳定与争吵并存, 友好合作、健康发展是主流, 吵闹是支流、副产品和杂音。

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2. 2016美国大选辩论怎么看不到

是啊,看不到,为什么不给光明正大的看?肯定有猫腻,要不然怎么躲躲藏藏的看不到,可以看看别人的思想和观点啊,我感觉回到古代皇帝时代了,好像到了朝鲜金家族时代一样。。

3. 怎么看待美国大选川普打败了希拉里?

你看看掌阅上的这本书,其实感觉川普还是挺不错的。他还是有他的方法的。

怎么看待美国大选川普打败了希拉里?

4. 美国大选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

是间接选举。
因为美国选举总统时首先由选民选出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出总统。由于选民在推举选举人时,已经明确表示选某一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因此,美国总统虽为间接选举。
选民在大选日投票时,不仅要在总统候选人当中选择,而且要选出代表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538名选举人,以组成选举人团。当选的选举人必须宣誓在选举人团投票时把票投给在该州获胜的候选人。因此大选结果通常在大选投票日当天便可根据各州选举结果算出。

扩展资料:
美国大选投票日是11月首个星期一的翌日(也即11月2日-11月8日之间的星期二)。由于美国横跨6个时区,且有些州跨时区,因此,各州、甚至同一州的东西部投票开始和结束时间都有所差别。
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两个小镇美国东部时间00:00(北京时间13:00)开始投票。最晚投票的是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约于半天之后(北京时间次日凌晨)开始投票。
各地投票站一般开放12个小时。美东部时间18:00(北京时间次日07:00),印第安纳州大部分地区和肯塔基州东半部最早结束投票。美东部时间次日00:00时(北京时间次日13:00),阿拉斯加州最晚结束投票。
各地计票结果可在投票站关闭后开始宣布。全国性初步投票结果一般在东部时间22:00时(北京时间次日11:00)后产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美国总统选举

5. 美国总统大选谁赢了?

截至2020年11月17日,美国大选约瑟夫·拜登赢了。
2019年4月25日,拜登宣布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2020年3月,拜登在密歇根州获民主党初选胜利。 2020年8月18日晚,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拜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2020年是他第三次竞选总统。2020年11月8日凌晨(美国时间11月7日),据美国媒体测算,拜登已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扩展资料:

为政举措
拜登在美国的外交舞台非常活跃,很多国际重大事件均能看到他的身影。作为中东问题专家,拜登对里根总统就职期间所发生的“伊朗门”事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在卡特总统任职期间他被派往前苏联与柯西金(Kosygen)和勃列日涅夫(Brezhnev)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也曾援助波斯尼亚人反抗米洛舍维奇(Milosevic)的斗争。
对于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战向来抱批评态度,多次对新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如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等人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严重低估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不坦率和无能”。
拜登的这些言行并非是纸上谈兵,因为他曾亲身去往伊拉克、阿富汗等遭受战火摧残的地区,战争的残酷性使 他认识到长此以往美国将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

美国总统大选谁赢了?

6. 我要关于美国大选的感想

2008年的大选其实是很奇特的。以往,总是两个50、60岁的白人男子竞选总统,就像下面这两位。


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创了历史纪录。奥巴马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黑人,而且非常年轻;麦凯恩则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候选人。


麦凯恩攻击奥巴马太年轻,没有经验。奥巴马攻击麦凯恩年龄太大,是狡猾的华盛顿老政客。

可是,到了选择搭档的时候,攻击的矛头却成了确定人选的标准。奥巴马选了参议员拜登,后者的年龄与麦凯恩相差无几,而且待在国会山的年头更长。


麦凯恩选了阿拉斯加女州长佩林,她甚至比奥巴马更年轻,更没有经验。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太像总统选举了,而像类似《美国偶像》那样的选秀了。双方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好地领导国家,而是如何获得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欢心,赢得选举。

就拿佩林来说,从简历上看,她的政治经验实在少得让人不放心,简直就像误入政治圈。小时候,她喜欢打篮球,获得过1982年阿拉斯加州高中女子篮球冠军(照片中的22号)。


1984年,她参加选美,获得“阿拉斯加小姐”第二名。


大学毕业后,她同男友私奔。登记结婚时,因为没钱,从养老院找了两个不认识的老人,作为证婚人。婚后,她干过一段时间体育记者,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家庭妇女,生育了5个孩子。


1992年,她以家长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进入了当地小镇的市镇委员会。这是她政治生涯的开始,但是直到2006年竞选州长成功之前,她没有处理重大政治事务的经验。换句话说,她真正的政治年龄只有二年,而且接触的完全都是州一级的政治,对于国家一级的政治事务,经验度为0。


麦凯恩如果选上总统,她就是副总统。前者今年74岁,明年75岁,四年后将是79岁,而且他的健康一直被外界担忧。万一出现意外,佩林就将接任美国总统。很难想象,将世界上权势最大的职位,交给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难怪有人说,选择佩林完全是选举考虑,而不是治国考虑。


选举发展到了今天,通信技术如此发达,以致于最后选出来的人,都是综合形象最好的人,而不是最合适的人。所以,政党推举候选人时,也不考虑谁的能力强,而是考虑谁的形象好,谁最有利于争取女性选民等等。

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如此复杂,国家各方面的事务都需要专家级的水平才能管理。没有经验和学识的人,是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的。结论是,竞选的时候是总统出面,但是决策的时候,总统离不开专家小组。实际上,真正治国的是总统背后的一小撮精英团队,总统只是负责签名的人,过去几届美国政府都是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其实,这一点对中国也适用,真正的决策者是政治局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利益和力量。)

所以嘛……总统选举就是一场选秀,谁选上其实都差不多,说到底总统就是一个门面。

7. 我看美国总统大选

让全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世纪大选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之后,奚落的声音竟然从四面八方涌出。美国各方面的潜力和运气会不会将优势再保持半个到一个世纪呢?全人类的精英包括美国的精英都反复提出这个问题,都在穷尽所能寻求它的答案。因为很简单,美国的命运,无论它活跃还是沉沦,全球参与还是孤立主义,都影响世界重要国家和次要国家的政策走向。

  当然,全人类的俗人也都关心老美,他们想知道美元和本国货币的比价,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的比价,他们应该持有哪种货币,比例是多少,走向如何。怎样保值?怎样投机?他们通常看道琼斯评论指数、标准蒲尔指数、纳斯达克指数、穆迪公司分类信用等级、《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杂志,关心自己那点资产怎样增值?怎样运营?

  美国车民的油耗关系到中东和挪威的油价,关系到科威特、阿联酋、文莱的国家预算,关系到中国镇海石化联合企业该不该吃进一批原油期货。美国平民在饮料上的偏好,关系到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园、斯里兰卡的茶农和西非国家的可可上任的收入;美国人穿衣的时尚,关系到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中国的纺织厂、巴基斯坦的棉花价格;美国小孩玩的玩具爱好及美国妇女的雨伞,一直吸引着香港、台湾设计人员的眼光;美国的新版电脑软件,引起从冰岛、印度到中国所有电脑迷们的兴趣;托福考试、GRE考试和美国MBA文凭成为亚洲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目标;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对无数知识界人士来说,如数家珍。

  我曾接触过一些美国人,商人和知识分子都有,他们只关心别人能否有实力或潜力在某个方面超过美国,从不想美国会变穷、动乱、分裂、崩解。我也曾与日本和德国学者交谈,发现他们极看重美国,他们几乎没有不在美国留过学或者讲过学的。我的许多朋友从80年代初就陆续赴美,在美中之间来来往往,他们从不提美国会怎样“垮下去”,他们从东方文化的视角出发,也从未有人去研究罗马帝国,研究李维、吉本、马基亚维利关于那遥远的消失的西方帝国之梦。有的台湾学者和市民干脆把身家性命拴在美国身上,美国比他老爸还重要,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比他们手中的步枪重要得多。

  这就是美国。

  弄清美国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已经让人雾里看花,真幻相叠;要了解支撑和助托经济的美国政治,有如钻入九曲迷宫,常常连美国人自己也搞不明白。越战之后,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客的本质就是骗人,渐渐厌倦,疏远政治,每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总低于50%。美国政权运作也越变越复杂,人们就更不想弄清也弄不清美国政治的运行机制了。最后,只好把美国总统大选变一种谁上台会对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或自己国家好的简单公式。(
从历史和现实看,都可以把美国政治称为“民主政治”。

  然而这种“民主”根本不是或不全是大多数中国人或亚洲人根据自己文化传统所理解的“民主”。或者是给所有人言论自由;或者是总统直接选举;或者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或者是军队受文职人员支配;或者是参众两院制度;或者是利益集团与院外活动集团......如此等等,像美国宪法所标榜、美国政治家和思想精英所鼓吹的那样。

  即便不理解,也不妨听听那些民主鼓吹者所说的民主的内容。

  根据美国政治理论家舒姆彼得的见解:至少有三个边界模糊的民主派别--它们是侧重意识形态的理想派、侧重结构的古典派、侧重务实的经验主义派。它们关于人道主义、平等思想、个人自由和权利、宗教自由、集会和政治活动自由、言论出版和批评政府的自由、照顾公众利益、少数人权力保障、就问题的决策作出决定的权力、立法机构对抗行政部门的实权、两党制或多党制、自由公正地选举官员等民主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尽相同。

  这样就更让我们的对民主政治困惑。

  可是我们对美国民主政治所能动员和具备的庞大现代化的经济、军事力量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又迫使我们去了解,哪怕皮毛地了解那个制度。

  我想我只能尽力而为。

  务实派的舒姆彼得激烈地批评了古典民主派和理想民主派。对古典派把公众利益奉为最重要的宗旨,他很不以为然。他嘲弄道:所谓公众利益究竟是谁的利益?

  他认为,政治的作用无非就是准确地判断谁的利益算是公众利益;在一个社会中,各种集团各有不同的利益,那么,以谁的利益为主?政治斗争就是说服某些集团,使他们相信他们所认为的利益并不真正比其他利益更重要。

  可以说,政治斗争能当成粗地使用的权力来压服一个集团,使它的利益服从另一集团的利益。

  说得真够赤裸裸的。

  当然,作为政治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还包含着讨价还价,搞妥协。但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根本就理不清一大堆民主头绪,也捞不到自己的那份利益。

  于是,美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达成共识:比较简单而漂亮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主国家这个词,但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解释。

  美国的实际情况大致是,它自称的民主国家是为了政治决策而采取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个人通过竞争来争取人民的选票,以此获得权力。这样,人民的作有就不在于直接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从互相竞争、毛遂自荐充当人民领袖的个人当中选出一个政府来,一旦这些人被推选出来,这就是作出决策的政府了。但政府的选出和运作,远比公开表明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讨价还价,结盟,互相妥协。号称民主的政策政治也许不是人类最崇高的发明,但是它很可能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吸引力的游戏之一。

  就是这种制度所形成的20世纪的美国,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的国家、政府和民众。

  今天,在一个商品经济发达、广告宣传无孔不入的中国,人民习惯了不是听说什么,而是看做什么,结果和效果怎么样。

  我们可从早期美国政治制度的形成,看出今日美国的身上烙印着什么样的遗传基因。

  18世纪时,北美殖民地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具有美国人的特点和个性,已经不再是美国人了。但远远谈不上今天人们谈论的民族主义。前殖民地各州关系松散,13州除了一个“骗取钱财的乞丐”一般的国会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政府。换名话说,北美独立后的政治实体根本不是“国”,而是州。国会这个精神涣散的协商议事机构,竟然能战胜意志坚决的美国,令许多人意外,可见美国伟大的力量扎根在民众间。

  到1786年,一些精英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之辈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与列强一样的统一的对外对内的美国,而不是荷兰式的“联合省”。同时,民众从经济不振、硬币匮乏、债务链越拖越长越积越多中感到,松散的《邦联条款》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对自己也没实利。当时,人们希望和焦虑交织,骚动和混乱迭起。谢司起义打破久拖不决的现状,国会投票召开制宪会议,地点定在费城。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有国际声望,其余也是当地受尊敬有影响的名流,24人在所有13个州中均深孚众望。一半以上代表出身上等家庭或接近上等家庭。出身下层的仅少数几人,其余的人都有体面的家庭背景。

  从经济状况看,有10来个人是豪富,另外10来个也相当富有,其余的在某种程度上都称得上有钱人。只有少数几个可以算是穷人。富有者大多拥有土地或奴隶,还有10多人拥有城市地产,其他10多个人在西部拥有土地,可以从事投机买卖。20多人拥有农田,不到10人拥有证券,6人拥有船只,3人在制造业中有投资。

  有10来个人主要是种植园主或大农场主,另外12人主要从事律师业,还有12个州政府官员依靠薪金为主。有2人是医生,1人是印刷工人富兰克林,虽然有几年他主要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还担任过殖民地驻伦敦的外交官。

  代表中几乎有一半受过大学教育。当时高等教育很不普遍,这个数字确实惊人。所有代表在名议上几乎都属于一个教派;好像没有一个人是狂热的宗教徒。他们都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对他们来说,宗教虽占有一定地位,但不占主要地位。

  最年轻的一名代表名叫乔纳森·戴顿,当时他仅26岁。他有相当出色的资历:16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此后即参加大陆军,19岁晋升为上尉,一直随军服役。最年长的代表最富兰克林,81岁。代表的平均年龄为43岁。

  55名代表中一半以上在革命时期在军队中服过役,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过革命。更为突出的是曾参与乡村发展的人占很大比例,不仅在宪法制定者中如此,而且在赞成批准宪法的人当中也是如此。正如一份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有什么特点使拥护宪法的领袖后来团结一致,那就是他们在革命时期在大陆军中有过共同的经历。”

  因此可以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比普通公民具有较优越的社会背景: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比较富有,他们在各自的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在一个为生存而斗争的新兴国家中,推选代表参加一次为治理这个国家提出方案的会议,选出这样一些重要公民担任代表中理所当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推举社会名流还有其实际的政治原因。支持召开费城会议并负责指定代表的各州立法机构成员一致认为,指定一些在本地区举足轻重人物为代表具有重大意义。否则,他们的工作成果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将会很小。

  对于当时合众国13州的350万居民来说,这些代表的代表性如何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代表性,因为他们都是些名流,而且是由州的立法机构推举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不过,由立法机构指定代表这样一个程序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1913年以前,美国的会议员一直是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我们应当记住,指定代表的那些立法机构当时是通过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产生的。这里,“民主”是指拥有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而言的。奴隶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一般说来,选举权也仅限于有产者所有。当时在欧洲也是这样,但是在美洲,获得土地要容易很多。新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选举权实际上是很广泛的。据估计,马萨诸塞州的白人成年男子中80%享有选举权。新泽西洲显然也超过半数,弗吉尼亚州则稍低于50%。

  代表们常说,他们是代表“合众国人民”的,这么说也许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不可能代表忠于英国国王的保守派,也不会有人指望一批革命者会邀请支持他们过去的统治者的人来参与起草政府的新章程(其实很大一部分亲英分子早已逃往英国和加拿大了)。我们一想到法国革命,总认为这场革命比美国革命流血更多,更富于报复性。但在法国革命期间,只有千分之五的人移居国外;而美国革命期间移居外国的人数达千分之二十四。与法国革命还有一点不同:美国政策一经制定,就结合实际朝前发展,而不采用倒退的途径。

  这些代表全是与平民和显贵接触广泛的政客。他们在军队和地方支持过革命,他们深刻理解革命和实质和当时的各种思潮。当时13州中有30个稳定的政治派别,除六个派别外,其余派别都有代表各自立场的代表与会。他们受地方父老之托,必须维护本地区民众利益,他们熟悉这些,而且擅长权术、辩论、手腕、诡计、舆论操纵和妥协。他们中既有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有油滑的商人;有人高谈阔论人类的理想治理方式、政治哲学、合法权利、民权、国家的结构和形式;也有人实际地保障南方人在奴隶上的投资、西部土地投机者的赚钱自由和航运集团的自由。

  他们投票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凌驾于各州之上的中央政府。它由最高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三部分组成。

  他们制定了美国宪法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他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辩论,作了无数次妥协和表决。为这套既不像罗马也不像英国的制度的诞生费尽了心血。最后总算为他们那个日后谁也未料到的国家打下了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石。

  正是这块基石,看似古怪复杂纠葛不清,语焉不详,却保障一个超级强国一步步脱胎变形成长,击败许多昔日和新兴的对手,最后笑傲天下。

  美国的政治传统有两个来源:

  罗马的,

  和英国的。

  罗马帝国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在农业上的长期利益。

  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确定了利益分割分配互相制衡的监督的制度,保障本土的工商贸金融体系稳定和持续性地扩张。

  如果某种人类发明的制度具有扩张性,它就能扩张成一个帝国。

  如果它还兼有包容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很可能就使帝国变成长期的、稳定的和强大的。

  寻找扩张的、稳定的、灵活的、包容的制度,并把它栽到最适合的土地和海洋上,费尽了人类的心机。

  看到一个帝国,应该想到产生它的制度。

  帝国的扩张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阳寿,也取决于制度和生命力、张力和承受力。

  除此之外,还有时间、运气、地缘和其他因素
哪些个人和团体拥有权力,或者影响美国政府的权力决策呢?

  总统,总统任命的官 ;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他们的各种委员会,议长;最高法院为首的美国司法系统:上诉法院、赔索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巡回上诉法院、军事上诉法院、关税法院、征税法院、准司法机构和州司法系统;总统所属机构;白宫、各个委员会---行政、经济、环保、工资物价、国际经济政策、内政、能源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贸易特别代表(中国人最熟悉他们的名字,加卡拉·希尔斯和巴舍夫斯基);国务院和各部:财政、国防、司法、内政、农业、商务、劳工、卫生教育福利、住房和城市发展、运输、能源部;还有名目繁杂的委员会.......外交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军队---它包括我们熟悉的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以上机构和个人都属于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

  它们的运行和表演,往往是形式上和表面的。在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选民之间,还有强有力的第二圈人物和集团,他们也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对他们的面目,美国之外的人们感到陌生,而且讳莫如深。

  一般地说,他们是利益集团和院外集团。

  在第二圈人物中还有两股力量很强大,能对美国政策的走向施加直接影响。其一是各州和地方政府;其二是政党。有人把它们视为政府一部分,是一种“中间结构”。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院外集团概念模糊,许多集团确实雇用一批说客,而且也确实在国会外面对议员乾地疏通活动。但有些也不尽然。院外活动更多地是指许多利益集团所采取的战术。只有利益集团大家都没有争议。1989年夏季以后,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动员了庞大复杂的各种力量攻击和遏制封锁中国,中国用尽气力反击并打坡这种封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中国人希望弄清在美国究竟谁当家、谁管事?弄来弄去,反而更糊涂了。

  利益集团,包括企业公司、工会组织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与联邦政论打交道的某方面某部门人群。

  据估计,美国人发别属于10万个协会、俱乐部和私人组织。

  一般讲,欠发达的农业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地理区域的代表性来反映他们的要求。然而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工业国,仅仅依靠地域代表性就不足以反映各不相同的、涉及范围广泛的各种利益了。这千万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最普通往往按商品划分,本集团成员组织起来谋求更强大的经济地位,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必须为我的团体说话立法掏钱,或者说这国家有我一份。它们范围极广,如核桃种植者协会、全国肥料协会、烟草协会、国际冰淇淋制造者协会、全国药品零售商协会、牛奶场主联合会等。

  还有一类经济利益集团,它们代表着更大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如美国农业社联和农场主联合会、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等。

  像美国医药协会、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电影演员公会、美国建筑师协会、美国作家盟会等团体,是按职业专业划分的经济利益集团;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由退役老兵组成,它们为退伍军人争取养老金和奖金,影响力很大。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也属于这一类;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等组织专门为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和权利,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则为印第安人争取同样的权利;全国妇女组织积极出面为妇女说话论理;全国步枪协会发起之初仅作为业余射击爱好者联谊会,后来成为有2000万以上成员的反对枪地控制立法禁枪,步枪协会作用甚大。

  没有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怀疑大企业和集团公司在社会上拥有令人生畏的巨大力量。在崇尚金钱的国家,基本的商业生产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骨干部分。500家美国大分司---控制了全国3/4的工业资财,它们的营业额占全国经济一半以上。它们当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几次企图对中国实施301条款进行贸易制裁和取消最惠国待遇,它们因在中国有投资利益便积极斡旋,由于门路熟,劲用到点子上,最后都有惊无险拉倒了事。

  工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形式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美国的劳联--产联是美国社会中重要的权力之一,但近年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发展,美国人就业广泛,工会的力量在削弱。

  利益集团五花八门,它们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多种多样。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它们怎样为自己的利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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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为何争夺的如此激烈?我看是背后的利益太大,不仅利益大而且利益的积累速度太快。

  那么利益到底有多大呢?越战失败之后,里根政府奉行了名不见经传的供应学派理论,释放了美国的金融魔鬼们。美国的制造业在让出了一些阵地后,开始向高技术转移;美国的金融体系渐渐形成银行、有价证券和各种基金的三分天下,使投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和灵活;公司兼并、购并、资产重组和中小企业创业之风一阵高过一阵,越来越多的法人和自然人投入到新时代的经济激流之中。今天我们看美国的民主,好象是政治和制度上的民主,实际上那只是它的表像,它的根基还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民主。

  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二十年中,美国金融机构大多是非银行界。而银行界的集中和兼并也愈演愈烈。在80年代下半期,美国被兼并的银行即有3000余家。除了兼并活动外,1927年法律限制的大商业银行不能越洲的规定渐渐也被打破。1985年6月,地方性银行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互设代理行、支行分行的协议被高等法院裁定为合法。

  如果说美国的成功得之于高新技术和创业精神,那芯片和软件也属于表面上的,真正的尖端活儿都集中在金融上。举个例子:1991年,美国军队和多国部队用了600亿美元,近100万军队,投弹20余万吨,杀伤伊拉克军民20万人,毁掉了成千上万的伊军坦克,把萨达姆·候赛因的军队赶出了科威特。然而至今已经10年了,仍无法把萨达姆赶上台。其间不知想了多少招,连旁观的人都不耐烦了。而仅仅一个索罗斯,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下达指令,由几位年轻的操盘手按几下键盘和鼠标,就挤垮了整个东南亚国家和日本、韩国、俄罗斯。至今全球还惊恐不安,金融余震一再发生。

  在1999年1月欧元问世前,经济全球化的唯一媒介是美元。表面上,马克和日元也被用于外汇储备和结算,但说到底是美元说了算。对美元的依赖为华盛顿金融与货币政策专家们创造了一种权力和地位,这种地位越来越多地把他们引上了剥夺其他民族利益的境地。在围绕金融统治权力所进行的隐蔽战争中,判断力量的就是外汇汇率。而美国损人利己的美元利率政策又在不断创造着巨大的利益。外汇市场绝对是按照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节拍运作的。专家们对于这种现象束手无策只不过表明,他们的理论忽视了在世界金融网络中拥有美元权势利益的人们在活动

我看美国总统大选

8. 美国大选对美中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经济之中,欧、美等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变动往往会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当下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事件,都或多或少对中国有所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现仍处在艰难的“进行时”中,在外贸、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方面,也仍然承压。人们习惯用“好不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定势。目前美国大选透露出的保守右倾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会对美中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每次美国大选,都会对美国国内政策有所影响。目前奥巴马正忙于为其总统生涯画上尽可能完美的句号,而两党总统候选人却还走在竞选的开端。从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热门候选人的演讲来看,他们(不论是谁)上位后,会如何修正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无可能重新增加财政刺激,或调整美联储候选人并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鸽派基调?这又可能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重振美国经济。尽管今年美国经济走势较好,但仍面临增速低迷、劳动参与率较低等问题,并未真正复苏。
  若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当前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研发等的投资。这不仅能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势头,而且能够奠定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石。但这样的政策很难实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美国国内反对扩大公共支出的声音很大: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扩大公共支出就等于是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公众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非常担心,茶党更是反对一切增税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量化宽松政策需要逐步退出。但怎么退出,谁也没有良策。美联储主席耶伦将于2018年任期结束,在这之前,围绕着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和任命的博弈将会非常激烈。
  希拉里的政策多数只是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政策的修修补补;特朗普则希望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动大手术。鉴于希拉里主张更多地干预国际事务,在国内更多维持福利,估计美国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问题会继续恶化。
  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宣示来看,他倾向于主张压缩财政支出和赤字,方法是通过收缩海外存在、由盟国分担军事保护费等方法减少军费开支,减少逆向歧视性的福利开支,同时适度增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装备方面的投资。这些对美国经济应该是有好处的,长远看有助于其减少贸易赤字、提高储蓄率。而在货币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主张尚不十分清晰。
  尽管奥巴马已是跛脚总统,但美国仍运行在试图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轨道上。目前,美国和环太平洋的TPP协议进展顺利,对欧洲的TTIP虽有波折却仍在不断推进。同时,WTO的多哈回合却仍命运多舛,前景不明。奥巴马表示,未来贸易规则应由美国书写。在两位看来,美国大选之后,会在全球贸易机制领域逐渐偏离WTO而转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协定吗?这又会对全球贸易以及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TPP能够顺利通过的概率只有50%左右。如果特朗普当选,TPP可能从此夭折;如果希拉里当选,她会推动TPP通过。但由于美国大选之后,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汇率波动。总体上看,全球化正在退潮。WTO谈判步履维艰,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也会出现顿挫,单边贸易政策会更为常见。这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遇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
  TPP目前确实在美国国内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竞选中所有主要竞选人全部公开反对TPP,包括曾经力推TPP的希拉里。奥巴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挤中国参与制定规则过程、排挤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此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而其他美国政治领导人则担忧,这会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更大,并进而影响美元汇率的稳定。
  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尚且极力否定,更不要说TPP了。美国不可能退出WTO,但区域自贸协定是可以舍弃、修订的。如果特朗普上台,区域自贸协定进展势头可能会减缓,甚至停顿。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率先走上了量宽之路,目前已处于放弃量宽和加息的拐点。但欧美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滞后于美国。这是否会使得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更有干预之心?近期包括美国财长在内的一些政要,以及特朗普等人甚至用“掠夺性”来指责人民币汇率政策。两位觉得在美国大选的政治生态中,人民币汇率是否仍会成为敏感的靶标?
  汇率问题一贯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国外的收入增加程度以及购买中国产品的意愿程度,而由汇率影响的价格竞争力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美国将始终把汇率当作一个靶标。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害怕浮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害怕人民币过度浮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处于一种两难:既要求人民币更加市场化,又不愿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或许,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将逐渐向一种更为稳定的汇率安排转变,但这需要重大的改革。
  大选期间,美国政治家肯定会更多地拿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汇率说事;同时,由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在货币政策不同步所导致的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中遭到巨大削弱,美国也就更有能力强迫其他经济体接受自己的要求。
  美国似乎在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领域存在一些不安全感。这也许和美国全球战略焦虑感有关。例如近期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就反恐和爱国法案等敏感问题,沙特甚至威胁说不排除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选项。同样,美国股市和债市也面临调整压力。两位觉得美国对自身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政策的调整,可能产生怎样的外溢效应?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恩怨更多地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感到战线太长,希望有所收缩,于是更多地在中东地区施展“平衡手”策略。沙特阿拉伯出于不安全感,希望增加自身重大决策的独立性,这在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窥见端倪。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其国际收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走强,进口将会增加,但出口未必同步增加。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的快慢、政治两极化、贫富分化等,都会影响到其财政收支政策。
  就理论而言,美国的政策调整努力方向应该是压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据此,许多人担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可能会变得内向,并有损中国的出口。同时,某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成功路径,美国有些势力也企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扶植他们以抑制中国,侵蚀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换一个视角,如果美国经济变得相对内向,也意味着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要想复制中国的成功路径没那么容易了。同时,一个更加强调美国国内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朗普总统”,也意味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机会会更多。
  关于美国与沙特的矛盾,如果沙特全面抛售其官方美元储备资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沙特自己的伤害都超过对美国的伤害,因为目前美方公布的沙特持有的美国债券仅为1168亿美元。
  从1970年代起,美国自身在经济上对沙特的需求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沙特向美国提供稳定可靠的石油供给;沙特石油美元回流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目前美国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甚至将油气出口视为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一大增长点。另外,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初期,美国需要沙特等国石油美元回流以支持美元稳定的话,则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有显而易见的利益分歧甚至冲突。在过去,人们习惯于使用“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美中关系,但随着美国大选所折射出来的保守和孤立主义氛围,人们开始担心美中之间能否有效建立互信,管控冲突。在两位看来,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还存在哪些必须关注的风险点?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特朗普当选之后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易于引发误读和冲突。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处理中美关系应该更多地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放过小的摩擦,集中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增加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对双方利益、立场的分歧有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如果特朗普上台,中美之间政治摩擦会趋向降低,经济摩擦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上升,但未必能持续多久。
  审读特朗普本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开篇他就明确提出,要“用目标来取代盲目,用战略来取代意识形态,用和平来取代混乱”;他强调,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
  可以猜测,如果未来进入“特朗普”时代,美国主动挑起的直接的对华意识形态摩擦的烈度将有望明显降低,中国与美国在实力基础上达成务实交易的概率也许会提高。但我们也不能把特朗普主张的美国在海外的有限收缩,等同于中国获得了在海外全面伸张影响力的机会。中国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要积极稳妥、谨言慎行。
  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的经济政策延续目前奥巴马政府基调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么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可能更为内向和保守。两位都认为,未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为宽松的可能性不大;而对目前奥巴马力推的TPP以及TTIP的前景,两位则都不看好。何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更谨慎地强调管控风险和危机,而梅教授则对特朗普主义的淡化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务实交往抱有一定的期待。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变局仍在演进之中,有待我们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