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迁徙都有哪些？

1. 历史上大迁徙都有哪些？

历史上一共有6次人口迁移。
1、“永嘉丧乱”时期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故称为“衣冠南下”。
2、“安史之乱”时期
发生在唐代，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3、“靖康之乱”时期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4、“金完颜亮”时期
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合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居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

5、“蒙古兵南侵”时期
忽必烈等上汗位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6、“走西口、闯关东”时期
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
1923年－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此外，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民。

解放后，我国的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庞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影响强烈。千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三次。即:1958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精简下放；1968年至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民工流动。

扩展资料
新中国时期迁移原因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安置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的人口迁移；
2、支援新开发工业基地建设的人口迁移；
3、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农林牧业新基地的人口迁移；
4、高等学校搬迁、招生和分配的人口迁移；
5、新修水利和水库库区移民而引起的人口迁移；
6、压缩城市人口规模而引起的人口迁移；
7、少量的自发迁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人口迁移

2. 有没有历史文献记载了洪洞大迁徙是各家族的去向?

收集了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河南的移民要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主，这和两河流域的水灾及元末农民起义的战场相吻合。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璧、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盂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盂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山东最初主要分布在鲁西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元末明初山东的战乱和黄河泛滥都在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但经过明初的再迁移，移民就分布到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山东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市）：济南、历城、章丘、长清、青岛、胶南、胶县、即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郯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芜、新汶、肥城、平阴、宁阳、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莘县、金乡、微山、阳谷、冠县、高唐、邹平、无棣、威海。
    京、津、冀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29个县（市），主要为：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州、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无及、赞皇、元氏、栾城、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滦平、隆化、丰宁、万全、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秦皇岛、安乎、交河、肃宁、文安、永清、保定、涞水、阜平、唐县、徐水、高阳、沧州、青县、海兴、任丘、武邑、故城、冀县、丘县、鸡泽、临西、任县、涿县、定兴、安新、蠡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饶阳、阜城、景县、枣强、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新河、清河、广宗、内丘、威县、南和、南皮、盂村回族自治县。
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陕西、甘肃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其主要分布为：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西有34个县（市）、内蒙古8个县（市）、辽宁11个县（市）、吉林3个县（市）、黑龙江3个县（市）、广西1个县。其分布为：太原、五台、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阳城、灵石、平遥、清徐、忻州、大同、浑源、应县、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阳曲、阳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鲁、阳高、盂县、汾阳、孝义、运城、静乐、长治、潞城、晋城、呼和浩特、包头、固阳、凉城、丰镇、清水河、商都、兴和、沈阳、大连、清原、抚顺、丹东、鞍山、辽阳、海城、凌原、锦州、建平、长舂、四平、洮安、哈尔滨、鹤岗、嫩江、北流县。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还有大部分不忍分离被迫改姓的。如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
另在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温姓与王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在山东“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在河南省永城“崔、谢、张、陈是弟兄”等说法。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在冀、豫、鲁，关于“打锅牛、打锅常、打锅张、打锅郭、打锅申等传说也广为流传。河南宜阳县孙氏、陕西省洛川县杨氏也有先祖打锅的传说。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五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初年。
 
其他姓氏家族，根据族谱可知端倪。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
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序》也记载：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五百余年依然存在。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
    山东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还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这个庄子风水实在不错，“左山东右直隶，乃两省之边界；前雍水后沙山，为一方之胜地”。于是王氏建阳宅（村庄）于河北，建阴宅（坟地）于河南，兄东弟西，六门同居。“后繁衍到二十余世，仍然是衣冠峥嵘，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但是，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之人，后人虽多，“乃不忘一枪之王”。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写道：上联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陕西省蒲城县城东北约十公里的金栗山下，有一个保持着明清风貌的村庄——山西村。这是一个保留着原始城墙的长方形村落，村庄坐东朝西，有东西城门两个，城墙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已有数十米坍塌，但仍有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尤其是东面、北面的城墙保存基本完好。其中西城门洞高约六米，门楣上方嵌有一青色碑石，上书“三槐并茂”四字，字呈红色，旁有“大清咸丰元年重修”字样。据介绍，山西村是明初一王姓家族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至该村。这一王姓家族共有弟兄三人，老大留在山西本地，老二迁至此地，老三迁至白水。门楣上书“三槐并茂”即为弟兄三人家族兴旺，事业发达之意。槐指山西大槐树。因而，蒲城的山西村也是明代人口大迁徙的历史见证。据村史记载说，该村迁址不久，经常有土匪、强盗来村庄骚扰，后在一王姓老者的倡议之下，全村村民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齐心协力花五年时间修筑城墙。清咸丰九年，又置铁门一对，使西城门洞有两道城门，坚不可摧。西城门洞上方有三间大房，解放前还有乡政府在其上办公。山西村的城门东西相对，门洞深约七米，门洞里原有两道门，由于时年已久，门已不存，然而安装门的青石门礅、门柱洞、门杠插孔依然保存完好。穿过门洞走进村子，一条中心道路将村子分为南北两半，村不大，东西长约二百余米。城堡内共有二十八户居民，其余人已搬至城外居住，以王姓为主。这个村在当地俗称山西堡（bǔ）子。村外人称进村为“进城”，村内人称出村为“出城”。在山西村的城西门外五十米处，有一座陈旧的王氏祠堂，这里是村民一年一度举行聚会、搞年拜的场所。在王氏祠堂内现存有碑石，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祠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这一记载也说明了到清代康熙四十三年王氏家族已在该地成为一大户。
    河南省南乐县福堪乡才丈村，杨氏的祖先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当时杨氏兄弟二人，老大迁到今县城北坟上居住，老二便到今才丈。老二到新居后，在住地周围栽了许多杨树，希望杨姓也和杨树一样，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老二的精心培育下，不久杨树长大成材。老二以为这才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盼望成材的杨树继续成长，就以此给自己的村子起名叫“材长”。至清朝末年，演化为今名才丈。才丈的杨姓至今已传二十四代，有二百多户人家。
    当年山西移民东来时，大多异姓结伴而行，共同觅地建村聚居，因此新建之村多冠以姓氏。当时山东省西部有几户杨姓人家在朝城北约三华里处定居，取村名杨庄，后又有史姓人在附近建村，因其地比较低洼，便取村名“史家洼”。初建村落，难免缺这少那，遇上许多困难。移民来时，一般只带些衣物锅碗，农具则一无所有。后来慢慢置办一些，一时也很难齐备。特别是大件农具，价格较高，购买不易，往往要节衣缩食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购进一件。当时杨庄人经过几年努力，联户拴了一辆大车，一时买不起牛，外村人便把杨庄叫“杨没牛”。史家洼则只买了一头牛，多年没能拴起车，外村人便戏称其“史没车”。可喜的是，一个有车没牛，一个有牛没车，这种“瘸腿”现象却促成了两村自发的联合。两村把车和牛配起套来，轮流拉土、送粪、运庄稼、串亲戚，协调得如同一个村，赶上大忙季节，两村相互推让，尽量让对方先用。杨家用时，总是用好草好料喂史家的牛，连一下重鞭也舍不得打，生怕弄掉一根牛毛；史家用时，尽量少装载，走好路，遇上坎坷道，就牵牛慢行，惟恐弄坏了杨家的车。这样合作了几年，牛养得膘肥体壮，车保养得完好如新。史杨两村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朝城一带传为佳话。史家因地处低洼，每逢水患，就去杨家躲避。后来，史家迁居到邻村，杨庄村址也有变更。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史杨两家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从古至今，相沿不衰。

3.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哪些

　　中国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移
　　1 、先秦时期的人口迁移
　　黄帝为诸夏部落群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他自己的氏族———有熊氏,兴起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发展,东迁到嵩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郑一 带,与活动在大野泽(鲁西的沼泽地带) 周围的蚩尤氏发生了涿鹿之阿的大战。结果以蚩尤为首的夷族部落联盟失败了,诸夏部落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周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除活跃着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 外,还分布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戎狄和夷族。商人建国前后,在这里曾进行过十几次迁移。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商朝前期有成汤前的8 迁和成汤后的5 迁,迁徙地都在黄河下游。
　　夏末,不 　之孙公刘为躲避夏桀,带领全氏族成员迁居到豳(今陕西　邑县) 。“彻田为粮”,即治理田亩,种植粮食。“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生产有了剩余①。
　　西周初期“封藩建卫”,建立了71 个属国,其中以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为最重要。西周灭商后,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势力。如:封周王的舅舅姜氏师尚父(姜尚、太公望) 统治原薄姑的土地和人民,包括山东半岛地区,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太公就国,其初颇为不顺,通过对东夷的不断兼并,齐国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方大国。可见,那时的分封是以集团性迁移为基础的。人口迁移大多具 有一定的规模。
　　春秋期间,各少数民 族深入华夏族区域,而华夏族又散居到各少数民族区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打破了原来各族间的地域界限。由于军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民族频繁迁徙。 如戎狄有往东、往东南迁徙之趋势,甚至在东周附近的伊川也能见到戎人。除自然流动外,还有强制迁移,晋惠公迁姜戎于晋“南鄙之田”,齐悼公“迁莱于　”。 各族杂居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北方民族游牧技术,南方冶铸青铜、制造漆器技术,以及东方种植的戎菽(大豆的一种) 等,也都传播到中原地区。
　　战国时期,大约有2000 万人口,分布在北起阴山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②。
　　2 、秦至元的人口迁移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向河套(即所谓“河南地”) 征伐。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 收复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后,设置34 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 迁3 万户居民到河北、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当时称这里为“新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以后又有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生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 ,秦始皇又派军队征服了南方的百越,在那里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又迁徙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③。
　　西汉初年,为了“实关中”,刘邦由关东向关中移 民,总数不下30 万人。西汉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向西北边疆移民达70 余万。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不久又徙居西河郡美稷县。南单于还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 西河等缘边8 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使原先撤消的缘边郡县得以恢复,内迁的民众复返故居。后来北匈奴的一部分西迁,越过中亚细亚移往欧洲。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陆续向内 地迁徙。魏晋时,内迁活动更加频繁,主要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旧史上称为“五胡”。晋武帝时,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达20 余万之多,分布于今晋、陕、甘三省境内。魏晋时期,鲜卑族秃发一支数万人迁到雍、凉二州间,乞伏一支迁到甘肃的陇西一带。随匈奴入塞的羯族,聚居于上党武 乡(山西长治市北) ,后散布在太行山一带。氐族原分布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集中住在武都(甘肃成县) 一带。魏蜀争汉中,曹操先后徙武都氐人于天水、扶风和京兆。原居甘肃、青海间的羌族,大部分被迁往陕西。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有一半是氐族和羌族④。
　　自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以来,先后南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有70 多万人。其中流寓在江苏的有26 万,安徽有17 万,湖北约6 万,江西、湖南各1 万。另外还有一部分迁移往交、广地区。未著籍的和依附大姓为客的,还未计算在内。北方流民的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 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⑤。
　　大陆商人很早就到流求(今台湾) 贸易。隋大业六年(610 年) ,炀帝派陈　率军攻占台湾。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初,因隋末动乱迁入北方边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黄河流域战争不断,造成西起关中,东至青(山东益都) 、齐(山东济南) ,南及荆(湖北江陵) 、郢(湖北钟祥) ,北亘卫、滑(河南滑县) ,千里无舍烟的惨状⑥。人口大量南迁。
　　两宋时期,宋金、宋元的对峙,促使北方民众一次次南 迁。靖康之乱造成500 万人南迁⑦ ,可见移民规模之大。同时,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渐渐在中原定居下来。
　　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地区,为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口大批移入中 原、江南,同汉族等杂居共处。
　　自唐代以来,有 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境内定居。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人迁到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 族。
　　3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
　　在《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中,记载了明代十几次移民的情况。明代移民主要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如:洪武四年(1371 年) 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移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⑧洪 武九年(1376 年) 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无产者田凤阳。”⑨永 乐元年(1403 年) 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10)永乐二年(1404 年)九月“,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11)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12)民间流传甚广的“洪洞移民”,始于金太祖天辅年间(1117 —1120 年) ,洪武、永乐年间达到高潮。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晋南、晋中,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政府的移民机构设于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到那里办理迁移手续后, 再出发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乡的代名词。
　　明洪武年间,迁往云南卫所的军人及家属多达100 余万人。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始于唐代,结束于清朝中叶。其间迁移高潮迭起,尤以元末明初移民的声势最为壮观。因此“江西填湖广”的谚语广为流传。两湖 则早在元代以前就开始了向四川的移民,明末清初,由于天灾人祸,四川人口锐减。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四川只有118 万户,仅9 万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以后,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的措施,并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还把招来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有数以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等 十几个省的移民来到巴蜀大地,其中“十之六七为湖广籍”,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之说。1840 年四川人口已达3833 万。
　　清代不仅长江流域人口迁移频繁,台湾、关东、口外等边疆地区,也 开始成为移民热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清政府严厉禁止向台湾移民。解禁后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才不断迁往台湾西部平原。乾隆年间(1736 —1795 年) 台湾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13)。嘉庆 年间(1796 —1820 年) 台湾人口已接近200 万,大部分为闽、粤移民。
　　清顺治时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到辽东垦殖。后来为保“圣地”之纯洁,康熙七年(1668 年) 废止招民开垦,实行封禁政策。乾隆、嘉庆时还多次重申禁垦政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黑龙江、吉林等地都长期处于人烟稀 少的状态。
　　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蒙、汉通婚及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汉族人民前往垦种的还是不断增加。康熙时,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省的汉族人民,到蒙古地区垦荒 的就有数十万之多(14)。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开荒 种地,有的成了蒙古王公的佃户。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地区,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
　　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称为“军屯”。内地的汉人也大批移居新疆进行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促进 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4 、近代的人口迁移
　　由 于内地人口迅猛增长、边疆局势紧张等原因,清道光以后,我国人口大量向关外、口外迁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轻易地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廷内外出现了“移民实边”的议论,封禁政策渐渐放松。光绪时东三省全部开禁, 内地移民涌向关外,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东三省的人口已达1445 万,四年之后的宣统三年(1911 年) 又增至1841 万人(15)。到了民国时期,迁往东 北的移民仍有增无减,并向北部的吉林、黑龙江扩展。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九年的八年中,迁移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300 万。东三省的总人口由民国十年的2315 万上升至民国十九年的2919 万(16)。
　　口外蒙古地区也于光绪年间开禁放垦。哲里木盟首先设局招垦,后套地区迅速跟上。尽管“走西口”也是习惯性的人口迁移,但由于自然条件等种种原因,移民规模 比“闯关东”的要小得多。携家带口,迁往口外的汉人以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为多。

4. 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河南和湖北之间肖姓的历史背景

兄弟 那个得去 大槐树 看那个书 我知道 妙了一眼 谁记那个啊 我估计常人不能帮你..建议去网站.   比如 洪洞吧 论坛问下 估计有些在大槐树 工作的好心人能帮帮你

5. 原均县的历史详细地址

县镇隶属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地处古均州旧址旁，位于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中心，道教圣地武当山北麓，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西邻车城十堰，南接中国水都丹江口市区。古均州即丹江口市前身，设市前为均县，从隋朝开始在此设均州，丹江口水库建成蓄水后，古均州城已被淹没。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市肖川镇整体搬迁重建，更名为均县镇。
均县镇地处古均州旧址，位于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中心，道教圣地武当山北麓，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西邻车城十堰，南接中国水都丹江口市区。
因从隋朝开始在此设均州，解放后新中国又在此设均县而得名。该镇先后被评为“全省水产五十强乡镇”，被十堰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乡镇、先进基层党组织”，多次被丹江口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乡镇单位”、“平安乡镇”、“五好乡镇党委”等荣誉称号。这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是丹江口库区的调水源头，生态、移民大镇。

6. 山西洪洞县历史上是属于什么种族？？？？

洪洞大槐树是明朝洪武二年的集中移民地点，那个时候匈奴，鲜卑等族早灭亡了，蒙古人也被朱元璋赶到草原上了，所以那里都是汉族人，但这里的汉族人历史上都是匈奴人的一支（羯）与华夏族融合后的汉朝子民

7. 中国历史上体现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中的以人为本的事例

在我国北宋时代，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他就是沈括——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沈括，字存中，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一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沈周（字望之）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沈括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他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后来他跟随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阳）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他二十四岁开始踏上仕途，最初做海州沭阳县（在今江苏省）主簿，以后历任东海（在今江苏省）、宁国（在今安徽省）、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等县县令。三十三岁考中进士，被任命做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馆检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做集贤院校理。因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己的学识。1075年曾出使辽国，进行边界谈判，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括积极参预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沈括被诬劾贬官，出知宣州（今安徽省宣城一带）。三年后，为抵御西夏，改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因守边有功，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升龙图阁直学士。但是不久又遭诬陷，降职做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哲宗元二年（公元1087年），沈括花费十二年心血编修的《天下州县图》完成，被特许亲自到汴京进呈。次年，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东郊）梦溪园，在此安度晚年。沈括晚年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逝世。他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了。《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沈括治水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早在他青年时期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民工，修筑渠堰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七千顷，改变了沭阳的面貌，那时他只有24岁。在任宁国县令的时候，他积极倡导并且主持在今安徽芜湖地区修筑规模宏大的坚固的万春圩，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同时还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为了治理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四十多里河段的地势。他采用“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这种地形测量法，是把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方面的差，总和就是开封和泗州间“地势高下之实”。这在世界水利史上是一个创举。仅仅四五年时间里，就取得引水淤田一万七千多顷的显著成绩。在对地势高度计算时，其单位竟细到了寸分，可见，沈括的治学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杰出的天文学家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也就在沈括负责汴河水建设时，沈括还负责领导司天监，在任职期间，他先后罢免了六名不学无术的旧历官，不计出身，破格推荐精通天文历算、出身平民的准南人卫朴进入司天监，主持修订新历的重要工作。沈括和卫朴治学态度认真，对旧历官凭借演算凑数的修历方法非常不满，主张从观测天象入手，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为此，沈括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浑仪是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经过历代的发展的演变，到宋朝，浑仪的结构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三重圆环，相互交错，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沈括对浑仪作了比较多的改革。他一方面取消了作用不大的白道环，把仪器简化、分工，再借用数学工具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省去月道环，其侯月之出入，专以历法步之”）；另一方面又提出改变一些环的位置，使它们不挡住观测视线。沈括的这些改革措施为仪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后来元朝郭守敬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创制的新式测天仪器——简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漏壶是古代测定时刻的仪器，由几个盛水的容器装置成阶梯的形式，每一容器下侧都有孔，依次往下一容器滴水漏水。最下面的容器没有孔，里面装置有刻着时间标度的“箭”，随着滴漏水面升高，“箭”就慢慢浮起，从显露出来的刻度可以读出时刻。沈括对漏壶也进行了改革。他把曲筒铜漏管改做直颈玉嘴，并且把它的位置移到壶体下部。这样流水更加通畅，壶嘴也坚固耐用多了。此外，沈括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而且改进了测影方法。沈括在《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具有重要的作用。沈括和卫朴的一系列革新活动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和陷害。在沈括和卫朴的坚决斗争下，卫朴主持修订的奉元历终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修成颁行。但是，由于守旧势力阻挠和破坏，比较先进的奉元历只实行了十八年就被废止了。但是沈括并不因此而灰心，在晚年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我国原来的历法都是阴阳合历，而“十二气历”却是纯粹的阳历。它以十二气作为一年，一年分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个月，并且按节气定月份，立春那天算一月一日，惊蛰算二月一日，依此类推。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大小月相间，即使有“两小相并”的情况，不过一年只有一次。有“两小相并”的，一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天；没有的，一年共三百六十六天。这样，每年的天数都很整齐，用不着再设闰月，四季节气都是固定的日期。至于月亮的圆缺，和寒来署往的季节无关，只要在历书上注明“朔”、“望”就行了。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他预见到他的这一主张必定会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怪怒攻骂”，极力阻挠，而暂时不能实行，但是，他坚信“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果然，近八百年后，伟大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所颁行的天历的基本原理和沈括的“十二气历”是完全一致的。现在世界各国采用的公历，也就是阳历，其实在分月上还不如沈括的“十二气历”合理。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沈括对物理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特别是他对磁学的研究成就卓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在光学方面，沈括通过亲自观察实验，对小孔成像、凹面镜成象、凹凸镜的放大和缩小作用等作了通俗生动的论述。他对我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此外，沈括还剪纸人在琴上做过实验，研究声学上的共振现象。在化学方面，沈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在出任延州时候曾经考察研究漉延境内的石油矿藏和用途。他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首先创造了用石油炭黑代替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他已经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还预料到“此物后必不行于世”，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另外，“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比以前的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石烛等名称都贴切得多。在《梦溪笔谈》中有关“太阴玄精”（石膏晶体”的记载里，沈括形状、潮解、解理和加热失水等性能的不同区分出几种晶体，指出它们虽然同名，却并不是一种东西。他还讲到了金属转化的实例，如用硫酸铜溶液把铁变成铜的物理现象。他记述的这些鉴定物质的手段，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研究已经突破单纯表面现象的观察，而开始向物质的内部结构探索进军了。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通过对酒店里堆起来的酒坛和垒起来的棋子等有空隙的堆体积的研究，提出了求它们的总数的正确方法，这就是“隙积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此外，沈括还从计算田亩出发，考察了圆弓形中弧、弦和矢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简单实用的近似公式，这就是“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我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地理学家+医学家沈括在地学方面也有许多卓越的论断，反映了我国当时地学已经达到了先进水平。他正确论述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根据河北太行山山崖间有螺蚌壳和卵形砾石的带状分布，推断出这一带是远古时代的海滨，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水、滹沱河、桑乾河等河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当他察访浙东的时候，观察了雁荡山诸峰的地貌特点，分析了它们的成因，明确地指出这是由于水流侵蚀作用的结果。他还联系西北黄土地区的地貌特点，做了类似的解释。他还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类似竹笋以及桃核、芦根、松树、鱼蟹等各种各样化石，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这些都表现了沈括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开始有所论述，比沈括晚了四百多年。沈括视察河北边防的时候，曾经把所考察的山川、道路和地形，在木板上制成立体地理模型。这个做法很快便被推广到边疆各州。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沈括奉旨编绘《天下州县图》。他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图书，经过近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制图史上巨作《守令图》。这是一套大型地图集，共计二十幅，其中有大图一幅，高一丈二尺，宽一丈；小图一幅；各路图十八幅（按当时行政区划，全国分做十八路）。图幅之大，内容之详，都是以前少见的。在制图方法上，沈括提出分率、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等九法，这和西晋．裴秀著名的制图六体是大体一致的。他还把四面八方细分成二十四个方位，使图的精度有了进一步提高，为我国古代地图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沈括对医药学和生物学也很精通。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医学有浓厚兴趣，并且致力于医药研究，搜集了很多验方，治愈过不少危重病人。同时他的药用植物学知识也十分广博，并且能够实际出发，辨别真伪，纠正古书上的错误。他曾经提出“五难”新理论；沈括的医学著作有《良方》等三种。现存的《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的医药杂说附入《良方》之内合编而成的。唯物主义者沈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发展变化的观点。他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并指出，“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就是说，自然界事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有正常变化和异常变化，不能拘泥于固定不变的规则。正是这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促使他取得了那个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的高度成就。沈括曾提出已知的知识是有限的，人的认识是无限的观点，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沈括十分重视劳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上，他不断地从劳动人民那时汲取智慧和力量。他曾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为了探求医药知识，他“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是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在《梦溪笔谈》中，他以敬佩的态度记载了宋朝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许多卓越贡献。例如布衣毕（上日+下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民间匠师喻皓的建筑成就和编著的《木经》，河工高超创造的合龙堵口的先进方法，平民天文数学家卫朴修历的事迹，以及河北工作炼钢、福建农民种茶等许多无名英雄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等等。正是由于沈括的详细记述，才使得不少作出贡献的劳动人民的业绩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决定了沈括对于自然现象和科技成就的记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他观察和描述事物非常细致、具体、准确，没有封建时代一般文人虚词浮夸的坏习惯。因此，通过他的记述，我们能够明确地判断他那个时期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例如，沈拓有关雷电、海市蜃楼、龙卷风、地震以及陨铁等自然现象的记载，非常细致贴切而生动形象，使人们仿佛亲临现场。沈括能够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客观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在论述有关数学、气象、医药等许多问题的时候，多次强调要因地因时制宜。例如古代规定二月和八月是采药的季节， 是沈括指出，草药生长由于受自然条件和栽培情况的影响，同时采药又有取根、取叶、取芽、取花、取实等不同的要求，因此，要根据不同情况选下采药时间，不可死板地“拘以定月”。沈括的这一见解是十分合理的。沈括对一些自然现象并不停留在表面的观察上，他还努力探求它的科学道理，提出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解释。象对雁荡山诸峰和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二十八宿的位置、化石的形成等许多问题的说明，是符合近代科学原理的。为了弄清阳燧（凹面镜）成像的道理，他观察空中飞鸟的影子情况，并亲自移动自己的手，来比较成像的区别，终于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解释.这些都是他在科学事业上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文武双全沈括文武双全，不仅在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北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经常侵扰中原地区，掳掠人口牲畜，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破坏。沈括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攻读兵书，精心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地应用在军事科学上。同时，沈括对弓弩甲胄和刀枪等武器的制造也都作过深入研究，为提高兵器和装备的质量做出了一定贡献。

8. 山西洪桐县大槐树吴氏家族有多少？我的祖先吴姓携三子是从大槐树迁往湖北省均县，现想寻祖问根，谁能告诉

相传有个老母亲带三个儿子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到洛阳市伊川县白沙镇吴岭村，三个儿子后来一个在扎根吴岭、一个在扎根吴堂、一个扎根在城管镇邑涧、窑底一带。老人最后葬在了吴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