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流通的货币，魏蜀吴分别有着哪样的改变？

1. 三国时期流通的货币，魏蜀吴分别有着哪样的改变？

货币是经济流通中的重要一环。货币发行量大于商品的流通量，会发生通货膨胀，反之会发生通货紧缩。在古代的乱世中，由于生产力的锐减和统治者敛财的需要，货币非常容易出现不稳定，就比如说三国时期。在三国时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发行的货币都不相同。曹魏坚持用五铢钱，而蜀汉和东吴都发行过虚币大钱，用这个手段来敛财。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三国时期的货币政策。

董卓坏五铢钱，铸造无文小钱
汉末三国时期对币值的破坏，要从董卓开始说起。在东汉时期的货币是较为稳定的五铢钱。董卓进入洛阳控制朝政之后，对汉廷乃至整个天下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就有对币制的破坏。

董卓集团生性贪婪，不仅使用劫掠、盗墓等手段搜刮洛阳，另外他还利用铸币权带来的便利铸造劣币来搜刮财富。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董卓搜刮洛阳、长安中的各种铜制品包括秦始皇铸造的十二金人，其中十个金人都被董卓破坏铸造成小钱。这种小钱的用铜量比五铢钱要少，上面没有钱文没有轮廓，完全是粗制滥造。

大量的董卓小钱流入市场，同时董卓对所控制地区的掠夺和破坏导致商品减少，货币的发行量大于商品流通量，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铜币这种货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价值，劣质的董卓小钱却达不到五铢钱的价值。所以造成"货轻而物贵"的情况。
根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中的记载，当时一斛谷物甚至可以达到几十万钱的价格。货币严重贬值，又恢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董卓坏五铢钱制造无文小钱，给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当然也为自己搜刮了巨额的财富。
《后汉书·董卓传》："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三家注史记》："董卓坏其十为钱，馀二犹在。"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曹操在做丞相的时候，具体时间是在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之后，废除掉董卓小钱，试图重新恢复五铢钱来稳定物价。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又从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
因为当时已经长时间不铸钱，货币的数量低于商品流通量，物价严重下跌。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曹魏恢复五铢钱
曹操恢复五铢钱，但是没有成功。在曹魏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三月，魏文帝曹丕又下令恢复五铢钱。不过在同年七月就废除，仅仅流通了七个月。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的说法与《晋书·食货志》完全不同。《三国志》中的说法是"以谷贵"，《晋书》的说法是"谷贱"，一个通货膨胀一个通货紧缩。

如果兼顾《三国志》和《晋书》的说法，那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曹操在恢复五铢钱的初期货币的发行量非常少，所以物价暴跌；等到曹丕时期，货币铸造了不少，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乱，人口锐减生产力不足，又没有与货币数量相匹配的商品，就导致物价猛涨。于是曹丕放弃了五铢钱，恢复以物易物的原始的交易方式。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初复五铢钱……以谷贵，罢五铢钱。"

然而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很容易给一些不良商贩留下巧诈博利的空间。
曹魏百姓中用谷物和布匹交易，于是在市场上就出现谷物加水潮湿增重以及不符合标准的布匹流通的现象，曹魏也在严厉打击这些假冒伪劣现象，但是还是比比皆是，屡禁不止。
而且三国鼎立的局面相较于汉末时期比较稳定，曹魏占据了远超过蜀汉、东吴的土地人口资源，生产力逐渐恢复。于是在魏明帝时期，曹魏太和元年（227年）四月，曹魏重新恢复五铢钱，直到西晋也没有再更改。
《晋书·食货志》："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刘备铸造直百钱
刘备以仁义著称，不过他也有一个政策颇受人诟病，那就是铸造虚币大钱，就是直百钱。铸造直百钱的历史背景是在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刘备刚刚消灭刘璋占据西川的时候。
在消灭刘璋之前，刘备承诺将益州府库中的财物分赐给将士，用来提升士气；攻破成都之后，刘备兑现了承诺，也造成了益州财政不足的后果。
《零陵先贤传》："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

这个时候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向刘备建议铸造大钱——直百钱，一枚钱的面值等于一百枚五铢钱，但是用铜量远远达不到五铢钱的一百倍。
刘备作为掌控铸造、发行直百钱权力的一方，也是这次币制改革的受益者。
虽然有"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的稳定物价的措施，但这并不能完全消弭直百钱发行的影响，刘备铸造直百钱，不久之后就变得府库充盈。这些财物并不是凭空变换出来的，而是刘备搜刮而来的。
根据一些考古发现，蜀汉的货币的还存在减轻重量、降低质量的倾向。
《零陵先贤传》："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孙权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
相较于蜀汉的直百钱，东吴发行过的货币的面值更是大得离谱。
史料中记载有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面额分别是五铢钱的五百倍与一千倍，远远超过蜀汉的直百钱。
孙权铸造虚币大钱的开始是在东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开始铸造大泉五百；在东吴赤乌元年（即公元238年），孙权又开始铸造大泉当千，更扩大了铜币的面值。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除了史料中记载的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以外，根据考古发现，还存在大泉两千与大泉五千两种大钱，一般认为是东吴所铸造的大钱。
虽然小编无法确定东吴的虚币大钱的发行量，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东吴大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激起内部强烈的反对和流通上的阻力。
于是在东吴赤乌九年（即公元246年），孙权不得不废掉大钱，收回这些大钱重新铸造成铜器，持有这些大钱的人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东吴大钱只流通了十年时间。
《江表传》："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小结
在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中，曹魏坚持使用五铢钱，没有发行过减重、增值的货币，相对于其他政权来说更加稳定；蜀汉一直使用直百钱，货币也有持续减重的现象；东吴发行的货币面值超过蜀汉，甚至达到一比五千的程度，不过最后还是废掉这些大钱，与蜀汉坚持使用直百钱不同。
而归根结底，这些货币政策与各自的国力有紧密的关系。
从曹魏、蜀汉、东吴的货币政策来看，它们各自的国力强弱对比与经济稳定程度也可见一斑了。

2. 魏蜀吴三国的货币

3. 三国时代的“货币战争”是怎样的？

4. 求关于三国时期魏蜀吴的货币及有关政策的资料

曹魏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 孙吴孙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丰富，人民亦较富裕，但孙权实行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几个品种。到头来是官民交困，财政极度亏空，国基不稳，最后走向灭亡。 蜀汉蜀汉地处巴川，自然地理条件均优，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刘蜀所铸钱币亦有悖民意，亦先后铸了一些类似孙吴的虚值大钱，庶民多不乐用，后不得已改铸实值钱以平民愤。即使想方设法整治币制，最后还逃脱不了失败亡国的命运。 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钱币流通三国时期刘备的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故社会经济比北方发展较快。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北伐曹魏之始，诸葛亮又先后在汉中一带实行屯田制度，不仅减少了军粮运输，也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特别是成都的织锦"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其兴盛景象可以想见。 孙吴所在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起步较晚，故最为落后。但由于这里战乱较少，加之北方人民大量迁居江南，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吴国建立前期又大力推行屯田制度，遂使耕田面积显著扩大，耕作技术和农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魏国创立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生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这是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合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

5. 三国时期的货币之战

孙吴虽然统治着江南，但是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孙权对江南豪族并无控制权。豪族们都有自己的军队，父子相承。孙吴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而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打算以货币形式打击对手。
  
 第一次是建安七年，所铸的钱被运往曹魏。
  
 孙权打算利用江南铜矿量多的优势大力铸钱，以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重四克的“大泉五十”并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铢钱。
  
 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五十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
  
 结果出乎预料，曹魏并不认可这样的比例，只得以1比1的比例兑换。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购买物品。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止。孙权回收所有的大泉五十进行重铸。
  
 孙权偷鸡不成蚀把米。
  
 有人说认为孙权应当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这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但是由于这些贸易权都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孙权并不能为所欲为。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被运往了蜀汉。当时吕蒙刚刚打败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运来了一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这些钱重比当时蜀地的钱质量更佳，于是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诸葛亮不得不下令，禁止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这一局货币较量，蜀汉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孙权在246年第三次铸币，并运往蜀汉。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蒋琬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带着孙吴的钱到孙吴的地盘购买粮食物资，捞了些实惠。随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又用这些赚来的直百五铢到蜀汉去购买粮食。还试图用这些钱购买江南本土的铁矿，引起江南豪族的反感和抵制。最终只能将这些大额货币回炉重铸。孙吴的货币计划再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