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 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泡沫”经济   金融危机   累积公债余款    复合萧条
　　教育投资论    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   市场经济   一揽子对策

　　简介：日本，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之一。二战结束后，经济崩溃，百业萧条。在美国的援助和扶持下，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积极学习引进欧美的科学技术，使日本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55年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至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前苏联跃居世界第二。80年代后期，日本发生极其严重的经济“泡沫”。进入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危机严重，经济回升乏力，政局变动频繁，已失去了赶超美国和西欧势头。但其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二的地位仍未动摇，对世界经济的进展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篇    探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之因
　　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
　　二战中，日本遭到了惨败。战争使日本丧失了235万人口，战争中所侵占的朝鲜、南库页岛和我国台湾、东北等殖民地也随之丧失，本土大部分城市遭到毁灭性轰炸。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崩溃，由于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特别是军需工业中至少有50％以上工人被解雇。同时复员军人和海外撤退人员蜂拥而入，战争结束时失业人数猛增到1300万。战争期间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发行大量赤字公债。1944年以来，累积公债余款已超过当年度的国民收入。战争结束，中央银行为了救急又大量发放贷款，使货币过量与物资奇缺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当时日本学者形容日本前途是“迷雾茫茫、昏天暗地”。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日本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仅花了10年时间，就得到了迅速恢复。到1955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二战前或恢复到战时的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分别恢复到二战前的90％和72%,国际收支出现了2.8亿多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达9亿美元。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财政金融形势也明显好转。
　　我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实行战略转移，采取了适应国情、国力的战略决策。二战后，吉田茂政府委托一批专家学者，对日本经济的出路进行研究。在《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立国的方针，并指出，只有确立走经济立国的道路，才能使日本经济得到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先后在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等基础工业和运输业（铁路、海运）进行恢复，并成立金融业对生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使生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些部门的迅速恢复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动力、原料和运输手段，从而又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恢复。根据日本缺乏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特点，大力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小的实用技术。
　　2、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改革。二战后，以联合国名义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把日本完全纳入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同时，也由于当时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推行了旨在消除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的政策。
　　3、美国的援助。二战后，美国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力量，削弱垄断资本，推行了非军事化的民主化改革。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前苏联与美国对峙。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将其纳入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战略体系，从而放松对日本的限制，而改为扶植，希望日本成为抗击共产主义潮流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还通过“战领地区救济基金”和“战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进行援助。从1946－1951年以各种方式共援助21.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40％以上。美国的援助以粮食形式支付，占出售所得款项的40％用于购买石油、化肥、棉花等急需的生产资料和加工出口的原料，这些对于缓解当时日本国内的粮食危机和发展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朝鲜战争刺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顿时成为美国进行战争的军事基础和作战物资供应地。这种迅速膨胀的“特需”给日本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出口贸易，使得各个工矿部门都活跃起来。
　　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1955年日本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相差甚远。其时，国民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7%，联邦德国的56％。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34。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相当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0％，出口商品中，轻工业品占62％。整个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要落后20年，而在1956年－1973年间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翻了4番，增长了16倍。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日本已于70年代中期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也实现了专家化和科学化，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措施。正是这种二战前没有得到切实发展且极不成熟的重工业在以后的20年得到充实和发展，才使得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重化工业一经进入正式发展阶段，很快就唤起了轻工业时期埋没的国民力量，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能为国内各类产业提供各种最适用的价格较低的钢铁原料、机械设备等产品和各种化工产品，并使技术熟练进而独创。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的加强，突出表现在大力扶植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和出口产业。在税收、贷款、产业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表现在，严格限制外国货物和外资进口。日本政府规定，除随先进技术进口的先进设备必需的原材料外，其他凡属整机和制成品的进口均在严格限制之列。日本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期定得相当长，只是在本国产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之后才逐渐向国外开放市场。直至今天，日本的稻米市场仍然固若金汤，这是日本农业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培养国内科技力量。在制定了重化工业方针后，为促进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引进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人明白，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要想后来居上，必须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前进的起点。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重化工业，也使日本的其化产业和后来的半导体、通讯等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与技术引进相配合，日本政府扩大教育投资，培养科技人才。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强调指出“振兴科学技术的根本，则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中心培养人才”。60年代前后，日本盛行“教育投资论“，把人看做资源，而教育则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于是把人才开发和教育事业纳入经济计划。真可谓是90年代出现的“知识经济论”的先声。在搞教育的投资上，不断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3、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从1778.4亿日元增加到25546亿日元，15年间增加了13倍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这4个部门。
　　日本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日本工人的工资率长期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有很高的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二是企业外部投资，如储蓄转化、私人直接投资、财政支持和外资注入等，这些来源都比较丰富。日本的个人储蓄率很高，1964年－1973年间，个人储蓄率达12.8%（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则不到10％），形成相对丰富的银行可贷资金。日本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对私人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免税。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少，每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财政收入中也只占5％－7％，尤其是在经济总量扩张之后，所占比例更显得相对减少。因而能够集中较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60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的24％左右。在1956－1973年，日本共引进外资269亿美元，直接贷款和外国股票占投资总额的89％。
　　4、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日本系统引进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并与本国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一科学的、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被并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可概括为“三大神器”，即①终身雇佣制；②与学习相结合的年功序列制；③企业内部工会组织。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企业职工就可以在本企业工作。而企业也关心职工的利益。职工工资可根据自己工龄逐年增加；企业不随意解雇员工等等，形成了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工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
　　5、二战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布局对日本极为有利。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除了淡水之外几乎什么都缺乏。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二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各国大力开发并出口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开采引起能源革命。1950年世界产油量为38亿桶，1970年达166.8亿桶。亚非拉及澳大利亚的铁矿、煤、铜矿等资源也被大量开采。二战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又十分低廉，而制成品价格却大幅度上升。这不仅使日本廉价获得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而且使它在进口贸易上赚取大量的“价格剪刀差”利润。仅以石油价格为例，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前，每桶石油价格只有2－3美元。中东战争之后每桶涨到12美元左右。日本的石油进口率在60－70年代是99.8%，低廉的石油使日本经济受益匪浅。
　　第二篇    存在的问题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日本经济的萧条今后还将继续多久？有没有可能走出萧条？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关键在于探讨当今日本经济萧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著名经济评论家界屋太一认为，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是以下三个原因互相重叠作用的结果，其一是经济循环正处在下降阶段中，这是指日本经济每五六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其二是“资产负债表萧条”，这是指泡沫经济崩溃后，不良债权大量积存，一直未得到处理，巨额的不良债权拖了企业设备投资的后腿，并导致就业不稳定；其三是“文明萧条”，这是指日本在战后建成了一个适合于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现在的世界正在向多样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日本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制度、组织和习惯已经无法与新的世界文明合拍。界屋主张：“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这个‘三种萧条’的问题。”然而，除了上述“三种萧条”之外，不能不指出，日本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萧条，其一是“人口结构萧条”，即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倾向；其二是“政治萧条”，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治日趋保守化。此外�日本经济还受到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对之依赖很深的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
　　一、新一轮经济下降正在延续
　　战后日本经济时升时降，已经历13次循环。1998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并出现负增长。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主要由于国内原因而导致的负增长。到1999年4月日本经济才出现缓慢回升，进入战后第13次经济循环的上升期。进入2000年后，上半年经济状况相当不错，股价上升，以IT（信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设备投资增长不少，出口保持良好状态，由于补充预算产生的效果，政府支出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是，占GDP约60％的个人消费连续3年负增长，至今继续疲软。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其“体质”依然脆弱。到2000年第3季度，经济形势又转向倒退。
　　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有较大依赖性，而美国经济从2000年3季度开始减速，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在贸易方面，对美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0％以上，美国经济减速不仅影响到日本对美出口，而且影响到日本的整个出口（因为日本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对美依赖性也很强）。其结果，从1999年2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的日本出口，到2000年3季度已经转停，贸易盈余也趋向减少。其次，由于IT泡沫破灭，对个人电脑等信息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减少，这直接打击了在1999—2000年带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产业。按照有人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会导致日本经济下降0．8个百分点”这种估算，目前美国经济的减速对于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显而易见，日本经济从去年3季度开始，就进入经济循环的下降期，从而使日本经济在踏入新世纪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十分晦暗的开端。2001年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对新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途来说，的确是个不祥之兆，这是因为即便是90年代这样差的经济表现，也是以付出累计达100万亿日元财政刺激的代价才换来的（否则其经济表现可能更坏）；而当日本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增至666万亿日元即相当于GDP的大约130％时，日本几乎已没有继续依靠财政刺激经济的余地。因此，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景确实是“见不到光明”。
　　二、“资产负债表萧条”
　　不良债权问题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金融机构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然而，在经济长期萧条、地价不断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债权犹如割而又生的野草，总也未能连根铲除。据统计，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约43．4万亿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约2万亿日元；同时，可能转化为不良债权的“有问题债权”超过100万亿日元。
　　不良债权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借贷，银行的借贷又导致企业筹资发生困难，从而抑制企业的设备投资，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这意味着银行本应发挥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损害，致使社会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动和有效的利用；同时国内外的投资家在股市上对银行的不信任感也将加深，使银行的经营更趋困难。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萧条又在诱发新的不良债权产生，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经济越是萧条，还不起债的企业就越是增加；股价地价继续下降则导致作为担保的土地等资产日益贬值，于是，潜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并转化为现实不良债权，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即出售作为担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债）也因为土地等资产贬值而变得益发困难。
　　导致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的资本效率过低，不能还债。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对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就是首先将不良债权从资产负债表剥离出去，不再让面向将来的经济活动再同过去融资失败的结果混同，切断经济萧条诱发不良债权继续产生的恶性循环。
　　现在，小泉政权已要求主要银行将现有的不良债权在两年内、将新发生的不良债权在3年内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要求。显然，只有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减少不良债权，银行才容易向有成长前途的企业提供资金，积极培育新的产业领域，从而使整个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得到提高。
　　但是，处理不良债权也必将带来副作用，导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甚至有触发金融危机的危险。这就是说，处理不良债权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系统工程”，它既要促使银行恢复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业提高其资本效率，还要构筑“安全网”来应付处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诸如失业增加等各种问题。看来，日本要走出“资产负债萧条”的阴影，依然是任重道远。
　　三、“文明萧条”
　　在建设工业化文明方面，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设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却明显落后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分别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据1999年统计数字）。这个“第2位与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反映了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在运用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来适应当今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体制上和战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北欧乃至一些亚洲国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落后。这就是，日本缺乏一种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活力与战略，来改革已有的适应工业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过“创造的破坏”来形成一套能适应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正如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所说：“首先需要认识IT的出现对于日本来说的确是不利的。至少从保存日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电脑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为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独立进行决策、相互进行信息交流提供极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个经济主体独立决策，而且彼此之间频繁交换信息”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容性。因此，越是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过发展IT而获得经济的繁荣，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即是一个例证。然而，日本的所谓“市场经济”却在很多方面并不贯彻市场原理，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存在着很多与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着以“保护落后”为宗旨的各种过时管制。这种不贯彻市场原理的体制不仅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发展潮流之间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也与正在兴起的IT革命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束缚经济继续发展的枷锁。
　　目前，日本政府尽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国家战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决心要在IT领域“5年内赶超美国”；但是，这些战略或法案仍未能触及真正的体制要害，仍未能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今后的经济大国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经济大国，今后的发达国家将是“工业发达”与“信息发达”结合的国家。因此，日本能否适应信息化文明发展的要求，对其曾经适应工业化文明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实施动真格的改革和调整，是关系到日本能否在未来世界上维持其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地位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四、“人口结构萧条”
　　对日本经济和社会来说，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是个更本质的结构问题。然而，在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计划和政策中，却经常忽略这个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意识问题的改革课题。
　　人口结构老龄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日本的特点在于老龄化不仅速度很快，而且与“少子化”（婴儿出生率低）同时进行。目前日本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只有1．35个，这种少子化趋势仍在继续；而美国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2．019，几乎等于人口置换水平。与日本社会迅速走向少子老龄化相比，美国以其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仍将保持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据推算，日本总人口将于2008年转为减少，至本世纪中期将比现在减少14％；而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现在已经在下降；0—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20—24岁的人口要少40％，这预示着再过20年日本教育体系将面临学生数量剧减的问题，届时年轻劳动力也将十分短缺。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05年超过20％，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
　　劳动力人口减少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有专家预计，日本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大约0．5％，即使劳动生产率可期待上升1．5％，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仅有1．0％。同时，随着企业所需的年轻雇员的资源趋于减少，管理将变得更加缺少创新精神和闯劲，无疑也不利于保持生产与技术革新的活力，进而削弱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技能工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有用的传统技术失传。当然，少子老龄化不仅影响企业的活力，也会对保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
　　少子老龄化又是导致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老年人比例上升，养老金、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支出正在迅速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一项。据估算，如果不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高达31％，相当于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的两倍。显然，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改革养老金制度还是医疗费制度，都是触及到广大国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不得不依靠增加税收等来解决，这又会引起国民对少子老龄化将导致今后负担加重的担心，这种担心已经对当前的民间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和商品在世界各国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跨国移动，但各国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却实施着种种限制，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恰恰在最需要依靠外国移民来解决其年轻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日本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个近乎单民族国家的日本，其在人口方面的“开放度”远远低于美欧，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的意识也十分保守（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也有关系）。目前，日本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例只有约1％，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为9％和7％，至于美国，其90年代接纳的新移民占发达国家接纳新移民总数的将近一半。美欧的经验表明，外来移民不仅可在供给方面作贡献，而且也会产生新的需要，同时又有利于人口的年轻化（移民的出生率往往较高），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还是增加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在日本有关移民问题不仅尚未形成社会共识，而且持保守意见的占上风，因此很难寄希望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劳动力和人才。
　　现在日本人较多谈论的是如何通过吸收高龄者和女性加入劳动者队伍，来解决其总体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活力终究是一种“不可代替的资源”。也有人提出应当把迅速提高出生率作为紧急课题，然而，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日本社会，为鼓励女性多生孩子而采取“物质刺激”的办法未必是十分有效的。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的萧条是多种因素重叠的“复合萧条”。因此，仅仅依靠单项的、局部的政策是不可能克服这种萧条的；日本的反萧条政策必须是既包括景气对策又包括改革对策，既包括经济对策又包括政治对策，既包括对内政策又包括对外政策的“一揽子对策”。而制定并实施这种“一揽子对策”的政治力量，将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政治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才能形成。

2. 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

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日本靠制造业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很小，更应该侧重在发展金融服务业、甚至整个第三产业。目前日本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23%，美国是37%；日本第三产业占GDP约70%，美国约80%，这都是很好的增长空间。 日本国内负债为一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两倍，这成为困扰日本财经的重大难题。近日，日本提高消费税，将国内居民的消费税从5％提高到8％，这必然阻碍了该国的消费量及其增长，居民消费量的低迷，将极大地阻碍了该国国内财经状况的好转，以及经济的发展。 日本近年由于全球经济停滞不前，造成日本经济仅能维持低速增长，增长率在2.5%以下，2013年12月的同比增长率进一步萎缩为1.2%，今后几年日本经济还会延续低速增长的格局。 但问题是，日本金融体系历来是以银行为主，而不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自1990年代起日本经济很难找到更强的增长点，本身就说明日本传统上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使日本企业效率和金融服务业的空间进一步的增长，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强。而日本的风险资本没有广泛存在，正是因为日本没有真正按照资本市场的原则去执行破产法，而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不要那么认真、何必让这么好的企业破产等等，既妨碍了整个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抑制了日本的创业精神，其结果就是金融呆坏账如同滚雪球般的扩大。要知道美国的创业、创新文化之所以这么强，和其非常冷酷的资本市场、股权市场绝对分不开。 日本经济转型其本身存在诸多挑战，日本缺乏以活跃股权市场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商业模式上创新潜力会比较小。近年日本的改革幅度很大，比如大幅度改造金融系统，打破财阀垄断等。但日本保守势力仍非常强大，这很可能会导致日本整个改革和转型停滞不前。 日本能不能走美国那一条路？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美国除了经济上的优势，还有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全球影响力，这是日本不可能具备的。日本没有像美国波音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没有像美国微软为代表的优势信息产业，没有像美国花旗银行那样的金融服务业，没有像美国高盛那样的投行，从文化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开放、充满创新动力和冒险动力，而日本可能是东方世界比较保守的国家，越富越保守，再加上它是一个岛国，本身是一个单一民族，资源贫乏、市场狭小，没有成为政治大国和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空间。 日本为了维持庞大的财政支出，连年大量发行国债，以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行和社会福利开支，日本政府的负债率已超过当年国民收入的200%。可谓举债度日。当政阶层近年右转明显，大嚷要修宪，大力加强武备，还频频祭拜战犯幽灵，这引起某些民众的很大不满和反对。 还有，后工业化的国度，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龄化问题以及限制移民政策可能会制约其发展。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20%以上。如果不从周边或东南亚大规模移民，实现人才的流动，日本就很难产生一种创新机制。日本对国际人才流动有很多制度限制，比如外国人不能在日本做政府公务员，不能做高中老师等等。 日本的民族性格虚伪、保守、固执，因循守旧，对于认定的死理，往往会执拗地坚持到底，开拓创新意识不足。在意识形态层面几乎都是“老人头脑”中的东西。 此外，日本经济产业竞争优势乏善可陈，当前与中国相比也几乎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产业结构和韩国有着很大的同质化态势。土地面积狭小，限制了其发展空间。日本周边国家的中国、韩国对日政治纠葛加剧，对日经济发展形成反制力量。主要原材料依赖进口，国际煤炭、石油、废铁、铁矿石价格一旦出现波动，必然对日经济形成冲击。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数持续下降，很多工作岗位出现空缺，必然使日本经济发展的制造业活力大打折扣。

3. 中国经济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萧条吗

不会的。
  日本属于饱和性经济，加之社会福利增加，这种国家的经济会越来越不景气。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达到了65%，日本正在靠拢，这样的国家经济是必然萧条的。以美国为例，美国人50年前就是半年工资一辆车，住250平米的房子。经济是没有发展这么一说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是随着物价通货，并不能如中国这般随意飞跃式增长。
  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日本政府加强了国家、公司、个人的养老福利，很早以前日本老人的医药费就国家全部报销，这对一个国家经济是非常致命的。相对于我国，在老龄化来临以前，就早早取消了独生子女国家帮助养老政策，再提高房价把几代人的钱都压在房子上。这样明智的举动，使得经济持续的飞跃。
  日本的顽疾在于老龄化，如果日本政府可以借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增发货币，提高房价，把祖孙三代的钱都榨干，这样经济还是有的挽救的。所以日本政府就不如我·党一般有大智慧，高瞻远瞩。一个人均收入4万多美金的国家，普通中国百姓都能看出他们萧条。我都替他们发愁，世界各国怎么老灾难。

4. 日本是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

日本实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路线，在太平洋沿岸建设了京滨(东京、横滨、千叶)、中京(名古屋)、阪神(大阪、神户)等多个临海工业地带。以这些地区为中心，日本不仅建设了大批钢铁、炼油、石油化工、造船、发电等工厂，而且兴建了为它们服务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从而导致各种公害的发生源头集中到了这些特定的地区。 

加之，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狭小，人口集中，人口密度2874人/平方公里，为西欧的二、三倍，美国的20倍，俄罗斯的26倍，使得公害对于居民身心健康的损害也以空前严重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日本，公害的受害者除了城市居民，更多的是农民、渔民等低收入阶层，因此，公害问题又与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 

反公害群众运动作用巨大 

上个世纪60年代“四大公害”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三重县四日市引发哮喘病的大气污染事件、熊本县以有机水银为原因的水俣病事件、新泻县阿贺川的水银中毒事件、富山县神通川镉中毒引起的“痛痛病”事件。 

在这些事件发生初期，制造公害的企业往往拒绝承担责任，更不愿意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而且，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多站在维护大企业的利益的立场上。其典型就是在熊本县水俣市设立化工厂的一家大企业，直到医学上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它的工厂排到海湾里的废水中含有的有机水银引发了水俣病，都不承认是自己的责任。 

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以“四大公害病”诉讼为代表的反公害居民运动形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公害群众运动。正如《通商产业政策史》所说，“四大公害诉讼成为向国民广泛宣传公害问题重要性的契机，使他们深切感到政治、行政、企业等各方面的公害责任与采取相应措施的重要性。这对1965年以后公害对策的进展与提高国民对环境问题的意识所起到的意义是非常之大的”。

5. 日本经济为什么对外依赖越来越重？

一、日本国土面积小，各种矿产资源短缺。发展工业所需大量原材料需要进口 
二、日本的消费市场狭隘，需要大量的出口加工产品，主要依赖海外市场。
三、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四、各国对外开放水平越来越高，加上跨国公司的推动作用
五、政府政策有力政策的推动

6.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为什么还是能生产很多各显其通的

日本经济是从90年代开始衰退的，是否一直衰退到现在不好下结论。
说日本经济停滞是和它90年代以前的发展势头比。但这个标杆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1.衰退背景：
80年代末的时候，日本的GDP超过英法德三个老牌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比日本多）之和，东京证券市场交易量超过全欧洲总额，如果那时有500强排名日本企业也会比美国或欧洲都要多。直到90年代中期，由于日元的升值，日本的人均GDP成了仅次于瑞士的世界第二比美国要多20%。战后第一次有国家达到了美国GDP总额的70%。但这并不是日本真正的实力，这里面有一部分是80年代开始的泡沫经济带来的虚假繁荣，还有一部分是当时还留有“经济动物”心态的日本人玩儿命干出来的。
2.衰退原因：      后来的“停滞”期一方面是在给之前的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问题还债，大量坏帐导致的银行和企业破产在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高峰，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付出极大的代价才把烂摊子清理得差不多，刚要缓口气又碰上了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在向它应有的位置回归，经济暴发户学习如何做一个发达国家。曾经是发达国家中最长的人均工作时间逐渐下降到了平均水平，GDP数字二十年来变化不大，但经济结构更加健康，国民的生活品质还是有提高的。

7. 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探析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在历经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日本人民素质极大提升，日本产品以其精益求精的品质横扫欧美大陆，日本也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世界上顶尖的高科技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战后基础设施毁灭性受损的情况下，日本是如何实现经济史上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蜕变？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三方面：第一，坚持自主创新科教兴国战略；第二，企业界卓越的经营管理；第三，日本文化下配套的人力资源管理。
  
  科教兴国——饱经实践检验的崛起之道的重复 
  
 科教兴国是日本整个民族历来的传统，从唐朝时向中国派送遣唐使留学生积极学习东方智慧及先进技术，到19世纪后期实行的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吸取理性指引下的自然科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个民族静下心沉住气虚心好学的精神，以及好学表面背后勃勃的争胜野心，这是岛国文化环境下，日本的开放兼容并包，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的表现，可以说日本民族将“学习”二字最大化的转化为了国家实力。因此日本二战后，重视科教的战略并不是日本第一次这样做，而是对他历经时间检验的崛起之路的创新型重复。
  
 首先对于科技创新来说，它是从研究开发机构向企业转移的复杂过程，其中主要存在技术、市场、创新收益分配及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它们是影响技术创新时滞的根本原因。制定技术创新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者消除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缩短技术创新时滞，加快技术创新成果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程。日本政府倾向于采用直接干预的方法来促进创新，比较偏好的政策手段主要是:政府对民间研究开发采取扶植和支持，政府直接参与协调研发，建立专利法律对创新进行保障。
  
 日本的科技创新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1946年至1970年代，大致是日本战后科技的起步和壮大阶段。日本在此期间从实际出发，实施“技术吸收“战略。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为高速增长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基础。1953~1971年期间，日本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8%，其中靠“知识的增长及其他”因素而实现的为1.97%，包括表示技术进步的变量在内，这个因素在这个时期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3%。战后初期，为恢复经济，日本把重点放在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上面，而且政府直接干预外汇和引进设备用的外资，集中投资于与国家经济发展直接相关重化工业等基础部门。日本约有一半的设备不到5年就更新一次，通过引进先进设备，迅速提高生产能力逐步扩大需求，改变经济结构，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正是通过引进设备，同时引进技术，日本确立了一条技术吸收战略，即遵循着“引进—模仿—吸收—改造—创新”之路实现自强。
  
 1980年代以来是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第二次大转变。日本提出“技术立国”的方针，加强了对基础性、独创性技术的研发;由重化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并加强“产学官”合作研发模式；因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的公害问题日益尖锐，开始重视发展对付公害的科技。1980年，通产省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标志着日本将要告别模仿与改良的时代，转向自己创造科技以带动经济的时代。
  
 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科技战略转为“科技创造立国”，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90年代起，日本经济表现低迷，日本政府认识到科技的原始创造很重要，日本已经完成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几乎已没有可模仿、引进的对象。冷战结束后，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日本不再那么容易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形势下，日本面临着美国和新兴国家双重压力。为了适应新形势，改变“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的模式，日本强化了中央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管理。并且日本为了突出强调“鼓励创新，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日本也着力营造了良好的培养创新性和开拓人才的制度环境。
  
 总体来看我们发现日本的重视科技发展的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逐步调整的，从最初的实用主义出发，积极学习重视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借鉴；中期推进政府、企业与大学的合作，注重对先进技术的改进优化升级；90年代后期，科技发展到金字塔顶端学习空间有限，政策扶持将技术性科学向基础性科学倾斜，寻找引导经济增长新的科技点。
  
 科教兴国，教育和科技是分不开的。技术设备需要有人才操纵，技术设备需要有人才发明创造，新兴科技的研究需要理论研究做基础，因此科技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从历史上看重视教育早经成为日本国民本身具有的特点。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教育事业就较为发达。后来明治政府建立后，领导者更深深感到，想使国家强盛必须“文明开化，求知识于世界”通过教育去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开发国民的人力资源。因此1886年日本开始实行小学4年义务教育，在1907年又实行了6年义务教育，到191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达到99%以上。因此二战之前日本的基础教育非常完善，二战之后日本损失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是日本国民的素质是并没有丢掉的，所以二战后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更是对其长久以来的崛起之道的坚持。日本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举，均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首先从义务教育以及各种教育事业来看。1945年经济“起飞”前夕，初中普及率达到80%，到1973年，初中普及率达到100%。日本的教育风气格外的严格，每天授课时间长，每周上课5天半，一学年只放一个多月的暑假，新年假和4月份的开学前的假。学校纪律严明，学生勤恳专心学习，这些也正是日本人重视教育好学的表现。同时日本办学条件相当不错，各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尤其对于学前教育日本也极为重视，为了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日本会通过广播讲座等举办“母亲班”、“双亲班”，以增强父母对教育子女意义的认识和提高教育艺术，让父母成为合格的婴幼儿教育者。甚至在1950年之后，日本开始举办短期大学，开设大量家政方面的课程，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子女的教育艺术。除了家庭教育，日本的学前教育机构也有巨大的发展，比如幼儿园和保育所的数量质量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义务教育是日本人才培养的基础，那么高等教育对于来说就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沿。日本高等教育有别于他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时刻注意社会的需求，造就新人才。为了培养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日本政府努力调动企业界的积极性，同时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最初，政府尽量采纳经济界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进行学制和课程设置的改革，后来干脆把经济界人士直接吸收进“中央教育审议会”，让他们直接提出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大量增招理工科学每年大幅度增招理科学生，理工科毕业生占大学毕业生总数比例从1957年的26%，到1960年至1970年稳定到41.9%；第二，扩充理工科专业。日本大学的工学部从1955年的73个增至1970年的134个；第三，学校和企业的紧密合作。日本经济界向高等院校提供经费资助，为学校增添设施设备，为搞好教学和科研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大学教师到企业讲授有关经营管理以及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企业派人到学校学习进修，企业聘请大学教师担任本单位某一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加强了企业与科研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日本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与企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相结合，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卓越管理——助日本企业披荆斩棘的武士刀 
  
 站在现在的角度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日本在他的崛起过程中，在管理经营领域很多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些方面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设计力就是竞争力。当时的日本企业已经看到未来的市场竞争的重点将越来将集中在产品设计、质量和服务三个方面。而以产品设计最为突出。西方很多企业家都深深体验到设计是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日本企业家正因为精于此道而取得了全球竞争的优势。在技术进步背景下，人们的需求日新月异，往往一个产品还没推出多长时间新一代的产品马上就出来了，产品的寿命大大降低，因此就需要大量的设计人员。所以当时日本施行了一种人员派遣制。从产品到生产流水线的设计，一批设计团队干完后迅速撤出去负责下一个项目，并未给企业造成太大负担。这种现象在当时日本的汽车行业和家电行业非常常见。
  
 重视新技术的物化，决定产品设计的核心是技术。运用先进技术武装企业，才能使得产品功能多样、款式新颖、质量优越从而获得高附加值。日本权成菊地诚傅士说过日本企业注重彻底的应用技术，彻底的产品开发，也就是重视新技术的物化。他说当美国把尖端技术最先应用于宇航工业、军事工业时日本却毫不犹豫地把尖端技术应用于日常民用产品。通过观察事实，确实如此。把新技术迅速转化为赢利商品这是日本企业的一大长处。比如当年的超导研究，当各国在热衷于超导材料的研究时，日本率先研究成功了“全超导发电机”，并着手研制不用螺旋桨而利用电磁流体力高速推进的“超导电磁推进船”。同时，面对顾客多样性与人性化的需求，日本企业在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制造装配上尽量争取标准化、模块化和成组设计的思想实行柔性制造、柔性装配，追求生产同样的产品质量比竞争对手好，种类比竞争对手多。比如日本的手表行业，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款式新颖的多功能手表常常令消费者耳目一新。这大多都得力于应用尖端技术。精工的工厂拥有大量计算机和150个机器人，能生产3000种不同型号的手表。从一种型号的生产转到另一种型号的生产只需15秒钟，目前它每天能生产3种新型手表。日本的“灵活制造系统”（即FMS也称柔性制造系统。通常由计算机、数控机床、机器人、料盘更换器和自动化仓库组成、能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能生产93种产品。一家典型的拥有这种系统的美国公司每年只能生产一种新产品，而日本公司却能生产22种。由此不难理解日本产品在那个时期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何以总是高于美国产品一筹。
  
 重视开发人的潜力。日本企业家当时在面临未来市场的反复无常、新技术层出不穷和竞争的极大压力等严峻现实。在迫使人们对传统的劳动力观和劳动力功能进行再认识对劳动力的要求将从强调体力转向注意大脑的背景下，日本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公司提升一个人时，重点放在预期今后会作出的贡献上，而不是放到以往的成绩上。这种注重未来而不是注重过去的评级制度，使人无法躺在过去的功劳上“吃老本”而是鼓励人兢兢业业地工作。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给职工提供高收入满足员工对较舒适的物质生活的需求，也注重员工渴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自我实现的追求。比如稻盛和夫曾讲京陶公司能取得显赫的成功依靠的就是“人心”。他非常注重和职工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认为最重要的是相信职工，在此基础上相信自己。他说“要是企业成长起来，并富于活力，就要想法设法使人变得有活力。只要这一点解决了，即使物、钱缺乏，企业也会具有活力，也会发展。”
  
 培养时代需要的领导人。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素质。当世界走向未来的转折时期，对企业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更高。日本企业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全才的想法认为能使全体人员都产生向心力的管理人员，才是最优秀的。日本造船公司总经理藤井义弘认为公司的各部门都有专家，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出来，使之与提高经营成绩联系起来才是总经理的任务。他说只要能把本公司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公司就能发展起来。为贯彻上述思想，日本企业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一、集思广益，在职工中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二、发动职工参加管理，最普遍的形势是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三、实行现场优先主义，即优秀的技术人员全部投入生产第一线。现场人员在企业中起重大作用，具有长期现场工作经历的人才更可能被提升到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四、设置智囊团。不仅研究政策，更研究本企业的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以及如何提高本企业的信誉等。
  
 胜利属于最有信息处理能力的人。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的核心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对信息的发掘，使得人类对于信息有了全新的运用。而在那个时代，日本企业早已经成为了信息处理方面的佼佼者。当时在日本，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视信息为公司赖以兴旺发达的源泉。尤其是那些大财团，不仅在国内收集信息，还向海外伸出了触角，他们的商业信息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在当时日本企业对信息的重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企业信息部门的工作人员多于生产、销售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常对其他部门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智慧决定企业竞争的胜负，而智慧借助于不断获得的信息的积累。面临局势的变动，决策者在做重大事件的决策时能否顺利取决于企业平时积累的信息是否足够有效。三、不但在外部收集信息，还注意收集企业内部的信息。诸如员工对产品的看法评价议论等，以及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反应。四、更加注重经常利用搜集信息来解决问题，进行预测、自我启发。五、企业间的信息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厂家与商店联机，获得更多一手资料。总之，日本企业当时除了对传统的人财物重视之外，也将信息提升到了同等地位。
  
 善于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在信息化时代，消费市场向多样化、个性化和高级化发展，微小的变化往往会决定事业的成败。因此，企业必须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才能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的变化。日本企业家过去总是嘲笑美国企业一味追求革新产业和新兴产业，见异思迁，头脑过“活”；而说自己是死心眼，只是扎扎实实地向生产的更深更广层次开掘，不为外界环境左右，即所谓以不变应万变。但实际上日本企业是很善于适应环境的。曾几何时当他们切身感受到新世纪的严峻挑战时，审时度势立刻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例如新日铁过去声称除铁以外什么都不搞，而后来却搞起碳素纤维、精密陶瓷、硅片等与钢铁没有多大关联的产品生产。雅马哈是世界最大的钢琴制造商，现在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电动车制造厂家。日本企业这种高技术的多元化经营趋势，显示了他们所具有的巨大应变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式的经营管理中有三大方面帮助其产品在国际市场披荆斩棘。第一大方面是对于技术的极致化运用，日本企业能将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盈利产品，利用柔性制造系统将产品的设计推向极致。第二大方面在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视，日本重视对员工潜力的开发，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运用质量管理小组提升员工对管理的参与度，将团队精神发挥到极致。第三方面，日本企业前瞻性的对信息的重视。收集信息的触角既向外伸向全球也向内伸向员工，对信息的精确把控也为其及时应对环境变化提供了基础。
  
  日本文化——表现在日式人力管理制度中的民族精神 
  
 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有很多，概括起来有四方面。“和”的思想是灵魂，日本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有最高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社长到员工为实现目标齐心协力。同时在日本企业内部员工比较注重工作联系的纽带，企业讲究提高集体工作效率和集体激励，鼓励员工在完成自己工作定额的同时，主动帮助同事，形成互助合作的氛围，这种’和“是团队之合。“忠”的思想是根本。日本企业的员工一进入企业就受到“以企为家”的教育感召，大都追求对企业的终身奉献。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互助精神使得日本企业实现自主管理、弹性管理成为可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益。日本企业家不仅把企业看作一种获得利润的经济实体，还把企业当作满足员工广泛需求的场所，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帮助员工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勤”的思想是保证。勤奋是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日本企业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员工都有一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对于时间观念极强，认为一个小时只有四十分钟，这种时间观念铸成了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同时日本人的勤奋还表现在对产品的精益求精上。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将美国的产品竞争的一塌糊涂。“人本”思想是精髓，正是以人本思想为中心，以“和”为代表的团队精神，以“忠”为代表的敬业精神，以“勤”为代表的进取精神等企业精神使得日本企业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开发和发挥人的潜力。也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日本企业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三大人力管理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度。
  
 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指职一旦被企业录用可以被持续雇佣直到退休，不会因为企业经营周期的波动而遭到解雇。终身雇佣制只适用于从高中、大学等应届毕业中招收的正式员，临时、合同、记时及外单位派来的外来的员工等均不属于“正式”职工，也就不能享受终身雇佣待遇。终身雇佣关系是企业与员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并是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因此终身雇佣制是一种惯例。对于那些坚持这一制度的企业来说，将会赢得好的名声，也就能在每年的春季毕业招聘中吸收到高素质的人才。相反，对于曾经解雇正式职的企业，优秀的人才不会到这样的企业就职。终身雇佣制形成于二战后，在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期得到普及。年功序列工资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是指正式职工每隔一定时间提高一次工资，职位也每隔一定时间晋升一次的惯例。由于这种制度并不是以员工的工作业绩和工作能力为依据的，相同工龄的职工工资收入相差很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资、奖金、职位同步提高后，职工之间通过晋升竞争逐渐拉开工资、奖金和职位。如果职工中途退出企业；在新的企业年功要从头算起，从而加大了职工途退出企业的成本。年功序列制是实现终身雇佣的必要保证，二者互为补充。企业内部工会。由于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职工一生的利益都与所在企业连在一起，各个企业之间的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工会都以企业为单位组成，而不像美国那样跨企业组建行业工会。这一特点使得日本企业的工会会在与资方的谈判中，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更多采取合作和让步策略，以免谈判破裂给职工造成大的损失。另外，日本企业的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都必须是本企业的正式职工，因此部分工会干部由于考虑日后晋升的原因而难免替资方说话，这样日本的劳资纠纷一般都在企业内部解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部会是构成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与此相适应，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了录用制度、内部晋升、企业培训、岗位轮换、退职金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构成了完整的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日本的这一套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形成于二战后，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有利于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职工在职业的安定感及企业对职工个人意愿或感情的尊重使得职工产生对“企业大家庭”的依附和忠诚心理，主动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献计献策，员工也积极参与管理。同时也防止熟练员工的流失，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本蓄积，降低了劳动力的替代成本。其次，有利于采取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企业职工队伍的稳定使得企业乐于对员工的培训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及重视职工录用使得学历也重视生产实际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给员工提供到研究生院甚至国外留学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为企业采用现代化科学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第三，有利于调和劳资关系。雇主对职工生活等的关心以及职工收入的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成败兴衰紧密联系，是劳资双方结成命运共同体。按企业组织工会把劳资纠纷局限于企业内解决，双方已与托和谅解，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虽然在新的竞争格局形势下，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比如制度僵化企业间人才流动困难，为了维稳僵尸企业大而不倒，员工的福利重造成了企业利润微薄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制度是日本经济腾飞过程的成果和助推器，在那个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本的崛起的核心要素是企业的力量。企业自身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在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作业的基础上，利用柔性制造与团队作业对流程再造，解放了身体负担及重复性运动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团队精神。而科教兴国带来的的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扎实的资本和人才基础，日本文化下诞生出来的日式人力资源管理为日本企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润滑剂。这两方面加之日本企业自身之上，犹如猛虎添翼，方成就了日本经济在那段时期的惊人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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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本经济真的很依赖中国市场吗

今年一连串良好的日本经济数据为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日本经济的确是在增长，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需求才能保持增长呢？如果中国的增长放慢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日本经济目前已连续7个季度出现增长，4-6月份当季较前一季度增长0.9%，7-9月份当季较前一季度增长0.6%。但对这些数字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这些数据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即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而最近一个季度的名义GDP增长率则和上一季度持平。另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对通货紧缩的过高估计，近来对经济增长的计算出现了偏差，因此，实际GDP的增幅应该低于公布的数据。不过，对一个在过去10年中始终在衰退的边缘挣扎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十分出色的表现了。

但是除此之外，令日本忧心忡忡的问题是，经济的增长很少是受国内需求拉动。上一季度中私有领域和政府的支出均未出现增长，同时由于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压缩了政府开支，政府的投资反而较此前一个季度下降了3.9%。

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两大主力是出口和私有领域的资本支出，其中资本支出又被用于添置工厂设备用以制造出口产品。这使日本经济复苏和希望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海外经济放缓的冲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口中增长幅度最大的部分是针对亚洲国家的，尤其是向中国的出口。日本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对欧洲的出口，尽管仍不及对美国的出口额。短期来看，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10月份，在日本出口较上年同期实现的增长中，有63%来自于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出口增长。

乍一看，这似乎表明，随著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国除了向全球供应商品之外，也在扮演一个商品需求中心的角色；但它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日本经济将面临多大的冲击？

ING Financial Markets驻东京经济学家理查德·杰莱姆(Richard Jerram)称，如果问到欧元区与日本在过去的两年中有何不同之处，答案有可能是日本邻近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但是杰莱姆还指出，尽管日本向中国出口机械产品，但是并不清楚这些机械产品的最终需求是否与上海市摩天大厦的修建或在威奇托福尔斯的沃尔玛超市中出售的T恤的生产有关联性。

日本国内的分析师按照企业水平将公司分为两类：一类为最终需求来自中国的公司，另一类为最终需求来自海外的公司。

另一方面，像电子制造商类公司将中国工厂作为生产基地，通过中国工厂将产品出口至其他国家，因此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日本电子元件出口和最终需求设备进口中的一个通道。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3月31日2002财政年度，日本公司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出口总额为8,550亿日圆（合78.1亿美元），约占同期日本向中国出口总额的24%。

除上述出口品之外，许多其他由日本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很有可能为机械与部件，中国用这些设备生产出口商品。这种贸易有可能已经增长，原因是中国在两年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放慢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减弱。

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Osamu Tanaka称，中国经济的状况无疑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有许多因素可能会减轻这种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或明显下降，向建筑项目这样的中国最终需求出口产品的日本公司将会受到影响。目前最为受益于中国建筑项目需求的两家日本公司为日立建机(Hitachi Comstruction Machinery)与小松建设工业(Komatsu)，他们生产液压挖掘机这样的建筑机械。

汇丰证券(HSBC Securities)分析师格瑞·麦克唐纳(Graeme McDonald0称，日立建机利润的60%来自中国，而产品更加多元化的小松建设工业利润的10%来自中国。日本最大工业空调生产商大金工业(Daikin Industries)为另一家中国需求受益公司，其利润的20%来自中国。

许多日本上市公司在中国均开展重要业务，但是麦克唐纳称，日立建机与大金工业最容易受到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